俞耕耘

    在《巴别尔全集》　里寻找巴别尔的创作历程和生存细节，看到的是一个作者的生命戏剧，他让生活模仿着艺术，文学覆盖了生活。女人和文学，都是巴别尔抵抗恐惧的解药。但他在处理爱情和生活时，都不是个玲珑的聪明人。

    也许，巴别尔本可以躲掉人生的厄运。然而，没有假设，他只有冒险、多情的“半截”人生，少量幸存作品。好的文学大多是有代价的———巴别尔用生命置换，告诉你什么是优雅的残忍。

    谜团、残局、未完成的手稿，这一切带来诱人的困惑。一个曾被认可的主流作家，做过骑兵军随军记者，为什么最后遭遇不幸？　存在于史书中的谜团，谜底隐约藏在中文版五卷本　《巴别尔全集》里。短篇小说、故事素材、剧作脚本和书信日记互为肌理，衍射着作家的创作历程与生存细节。巴别尔短暂一生的悲剧，本质是他主动地表演了一出惨烈的戏剧，他让生活模仿艺术，文学覆盖了人生。

    他清醒深刻地剖析过自己的“艺术人格”：炽热浪漫，却游无定所。“敖德萨的每个青年只要尚未结婚，就一定想去远洋轮船上做水手”。书信中，巴别尔暴露了他的风波不断的情爱生活，在多个妻子和情人之间游移，终生焦虑于写作的困境、金钱的困境和安全感的困境。女人们有惊人的直觉，她们或早或晚地沉痛领悟，“迷人的爱人”是个有魅力的作家，却绝非可靠的男人，他的内心是荒凉的黑洞。他不忠，也许是因为他恐惧，就像他本人的辩解：“我的写作源于我自童年起的恐惧感。”

    他在恐惧什么？也许是作家与生俱来的“敏感体质”。他写敖德萨故事，试图借助“灵魂故土”来改写民族性，现实中忍辱负重的犹太人，故事里拥有“原始强力”，成为豪侠式的头领。犹太男孩克服恐惧的唯一方法，就是发奋成为强者。巴别尔下笔强悍，是为了对抗内心深处的脆弱。

    女人和文学，都是他抵抗恐惧的解药。女人给予巴别尔的欢愉和痛苦，浸润了他文学体验中的每个角落。《初恋》里十岁男孩单恋上军官夫人加利娜，男性意识觉醒，情欲抬头，燃烧起嫉妒的烈焰，巴别尔却写出了一种“童真的艳情”。《我的第一笔稿费》看起来是“我”与风尘女子薇拉的鱼水欢情，其实暗藏着作家的“写作密码”。“我”第一篇作品是在床上给姑娘胡诌的故事，为此得了第一笔稿费：她退回的“嫖资”。借助温柔的反讽，巴别尔表达了他的“创作宣言”：“生活应当竭尽全力谋求与编得好的故事相像。”

    我们在他的书信中能找到类似的印证：“我很快放弃了真实性，决定采用纯文学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思想。”这显然是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偏离”，巴别尔的高妙在于他创造了诸多以纪实为名义的“假象”。《骑兵军》不是简单的“见证文学”，看似冷峻的观察记录中，到处是隐在立场。“它确实渲染了国内战争的残酷性，自然主义和色情主义”。这是巴别尔说词，部分地说明了真相———他以　自然主义的细节写作实现对浪漫主义的解构。

    《骑兵军》　围绕战争中的暴力、杀戮、身体与死亡，却用了诗的语言，电影的剪接，钢笔淡彩式的描摹，呈现极富感染力的印象派风格。小说中真正的底色是“死亡的日常化”，战争造成人性荒漠。巴别尔在私生活里是个不忠的浪子，却在写作时成为忠贞的殉道者。悲惨的是，他在爱情中和生活中都不是个玲珑的聪明人，终于没能从艺术与社会的纠结中全身而退。

    战争是学会残忍的过程。《骑兵军》里，战地记者柳托夫讲述的“小故事”，是作家寻找身份认同的痛苦尝试。无奈的是，他失败了。《我的第一只鹅》里，“我”羡慕哥萨克身上的刚强活力，却受到他们的嘲笑：“原来是喝墨水的，还架着副眼镜。好一个臭知识分子!”作家戏仿了杀戮行为，“我”为了获得认同，杀了一只鹅。然而，“我的心却叫杀生染红了，一直在呻吟，在滴血”。

    当无法接受残忍日常时，作家选择了“静默的美学”，他把沉默变为了一种修辞。《家书》　里充斥着冰点的暴力，作家用一封家书寡淡叙述父子相残的“生活琐事”，分属新旧政权的父子，先是父杀子，后是子弑父，杀戮前父子的对白就像生铁，冷硬没有水分。最高超的是这段文字：“我没法给您形容爹怎么给结果掉的”，“在这时谢苗把我支出院子”———巴别尔在高潮时歇火，最残忍的细节从不正面出现。他的写作力度从不在于“用力过猛”的渲染，而是高潮来临前的“急刹”，造成读者心理期待的陡然崩溃。这就像沸水煮过的杯子放入冰水里瞬间“炸裂”，越沉重惨烈，越轻描淡写。

    这是“死亡的狐步舞”，轻逸、急速、骤停、坍塌。“这些词一要有分量，二要简单，三要漂亮。”巴别尔活得短，写得慢，生命的急促和写作的苦修构成一幕悲壮的对照。厄普代克赞美他的小说“慢镜头式的连写勾勒，风情画家般的绚丽，妙不可言的拟物拟人”，“像迅疾的闪电”。有必要给这个评价增补一点：这是“慢手划过的闪电”，巴别尔在焦虑中拖拖拉拉只写了这么一点，然而他制造的惊雷的震颤，至今有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