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在国内艺术界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一部舞台剧刚刚上演，就会听到有评论家直呼：这是我看过最好的艺术剧目；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刚出版，便会收获满盘盛赞，收获各种评论排行桂冠。

    这固然是许多文艺评论家看到佳作难掩惊喜与兴奋，可话说得太早太满，奖给得太集中，真的有益于新作的打磨和新人的成长吗？在聚光灯下颁奖过后，真的有助于年轻的创作者沉下心来，持续创作出有质量、有分量的作品吗？

    为此，有评论人士呼吁，别急着“交口称赞”，更别急着轻易“封神”，让新人新作“先飞一会儿”，让作品有打磨成精品的足够空间。负责任的评论界在深思熟虑、字斟句酌后给出冷静的判断，而任何时候真挚的批评对创作者来说，远比敷衍的掌声与鲜花更有裨益。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的诞生，需要的是一个真诚专业的良性评论生态。

    不要让一片盛赞成为留不住的泡沫

    时下，剧团里那些备受关注的创作项目甫一问世，就成为国内评论界竞相“发声”的样本。比如，有新剧目一问世，先不谈沉淀打磨数月，旋即展开浩大巡演，所到之处，收获千篇一律的“盛赞”。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上，不管有没有认真读完整部作品，“当代红楼梦”等等称号已被叫响，激动之下，完全忘记了评论者该有的初心和本意。

    曾有一位擅长写作杂文的青年作家初出茅庐，就有人寄希望其成为  “当代鲁迅”，评论研讨变成一场场“造神”狂欢，这样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这位年轻作家后来不但没能在创作的路上走远，反倒利用积累的名声，做起了娱乐快消产品。对他来说，生意比创作重要了。这些产品已不必说艺术价值有待商榷，就连普通观众也在掏完腰包后感到不满足。

    如果说“棒杀”是对创作热情和信心的扼杀，让新人自此一蹶不振，让新作一演就挂，那么“捧杀”则无疑将其送上另一个极端。业界有专家清醒地直言，“交口称赞”看似为创作者与作品迎来一时的风头，为营销提供不少夺眼球的素材，但长此以往，本可以从起步就发现的短板得不到弥补，对于文艺原创力的发现和提升，将会产生压制甚至扭曲的负面作用，最终成了“捧杀”。

    而“交口称赞”带来的各种曝光度，无疑会加速消耗着一部作品的真实生命力，面对不少言过其实的所谓“诚意推荐”之作，受众的信任度越来越低。这也就难怪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何平曾发出感慨——有些作品刚刚开完研讨会，对读者的吸引力就没有了。

    文艺批评应该提供健康可持续的创作环境

    所幸，眼下一些创作者看待自己的创作似乎更为客观。面对“一片叫好”，一些成名的作家艺术家称只看作是“一种鼓励罢了”；年轻的创作者中也不乏清醒者：一位“80后”的舞剧编导在创排阶段，直言不会听赞誉，只坚持锱铢必较，最后有了立于舞台的细腻流畅；一位“90后”作家经由网站发文起家，他说网上读者会给出理性真实的观感，让他能够看到自己作品存在的不足。

    不管是“锱铢必较”还是“前行摸索”，正处于加速度起飞之时，最需要一个不受杂音干扰的创作环境。而一部新作问世，有些艺术家不得不先对评论界亮明态度“我就是来听批评的”。这也印证新作纵使再瑕不掩瑜，也需要有人在叫好之中，率先指出可以被打磨、修正之处，与艺术家携手朝着更有艺术价值与思想深度的“高峰”进发。

    遥想当年巴金的长篇小说《灭亡》《家》《春》接连问世震动文坛，可著名评论家李健吾在评论中却直言：“他用叙事抵补描写的缺陷”，顺带与茅盾的“拙于措辞”两相对照，这还引发巴金的“自白”，二人在刊物上对话讨论，所涉问题早已不是一部作品的优劣高下，而是指向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深处，启迪更多读者与作者。直至晚年，李健吾与巴金仍没有断了联系，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理解和情谊，成为文坛一段佳话。

    文艺批评，理当有这样的使命与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