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的商学院在过去十多年中经历了快速发展。仅从2006年到2011年，本土商学院的师资规模就增加了30%以上，MBA项目还成了全国最难考的专业硕士项目。
然而，全球商学院现在已然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中国的商学院也不例外，诸多新的挑战摆在了我们面前。比如，优质生源的日渐缩减、学界对商业教育价值的讥讽、商学院在大学里遭遇的身份危机等等。
商学院教育的价值，似乎越来越只是体现在一个强大的校友网络和一纸知名度较高的文凭上。但获得一张商学院文凭是否意味着管理能力的提升呢？商学院在大学的地位经常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一些其他院系的同事认为，商学院只会赚钱，很少为学校做出其它贡献。我听到过的最严厉的批评是，“商学院削弱了管理实践”。
从个人情感来说，这些说法有些难以接受，毕竟我的全部职业生涯都在商学院。但不得不承认，有些话虽难听，却也有它的道理。
■陈方若
中国商学院一度拼命引进海归学者做研究、发论文，努力提升国际排名，同时与大量海外商学院合作。但在一些发达国家，商学院之间的合作并不是为了合写论文，而是为了研究管理实践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商学院是根据西方商学院的经验在发展。发达国家的商学院经历长期发展后，已步入成熟期。为此，中国商学院一度招聘了很多海归教授。这些学者回国后，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从事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
但时至今日，我们的商学院似乎走入了一个怪圈：总是为了学术而学术，面临与实践的严重脱节。
当老师走上讲台，学生们往往发现，老师的研究与现实管理中的实践关联不大。尤其是在MBA或EMBA课堂上，企业家们带着问题坐到教室，希望能和老师对话，却往往失望而归。在我看来，如今的商学院，有能力为企业家上课的教师大约不到10%。
这一现象的成因当然很复杂。比如，商学院的评估和排名都集中在论文指标上，为了迎合这些指标，老师们不得不发表一些“短平快”的文章。长此以往，就形成一种不好的趋势：大家关起门来在小圈子里搞研究，甚至为了提升论文影响力，学者之间“拉帮结派”，相互示好。更有甚者，为了追求学术上的创新，而不顾实践需求。期刊也是如此，往往更看重论文的表面功夫，讲个故事了事，没有实践，也没有学者关注实践。
其实，这一现象在全球商学院都很普遍。包括我任职过的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
上世纪80年代，国际上一些知名商学院就关注到这一问题，并希望能够有所改善。我在沃顿商学院运筹管理专业读博士时，就亲历了系里老师们的争论。当时系里招聘新教师时，常常邀请在校博士生去旁听。这些应聘者演讲的很多题目都是深奥的数学模型，与实践的联系很少。他们试图通过建构数学模型，形成一套理论。但在商业实践者看来，这些看上去很复杂的理论，往往是在讲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当时，系里的教授们对此争论很大——这究竟是不是商学院需要的“学术”？
后来，商学院对企业进行了大量的调研，了解他们的真正需求。在商学院的课程改革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生的诉求与教授的研究之间差距相当大。学术研究往往是把某些问题简单化或复杂化，甚至是为不现实的问题寻找精确的解。这些问题的发现，对于商学院改革有重要指导意义。
什么是好的学术研究？看似高深、能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这是评价商学院学术能力的标准吗？事实上，这些标准本身就充满了问题
归根到底，商学院目前遭遇的很多问题都源于评价体系。当下几乎所有的评估和排行榜，都将论文作为一个重要指标，商学院的排名要提升、知名度要提升，很多时候不得不靠论文。
当然，要推动评价体系的改革很难。因为我们真的曾经很缺乏论文，所以很渴望有大量高质量的论文，希望短时间内在学术方面有很大进步。包括对老师的评价也是以论文为指标。但单一导向往往会引发学术问题，尤其是商学院这样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能与实践距离太远。海外高校之所以问题相对没那么严重，是因为大学实行终身制，教授进入终身制后相对压力小了，总会有一部分人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而关注实践。可国内的商学院不一样，一切考评都以论文为目标。最近，双一流建设也将教授对社会实践的贡献列入评估指标，不过，这究竟该如何做，仍需要有科学的研究。
商学院变革的动力有一部分来自外部，包括校友关注等，但要真正改变的是评价标准本身。作为大学的商学院，评价仍应以学术为主，而我们要改变的是“什么是好的学术”的评价标准。
从国际经验来看，哈佛商学院的评价标准相对比较科学。他们对教授的评价主要看三个维度——学术、教学和实践。一般来说，必须满足其中两个维度，而对实践贡献的大小往往由企业家来评定。但是近年来，对实践维度的评价也开始逐渐弱化。毕竟，学术研究的方向越来越窄，即便在商学院内部，也常常隔行如隔山。甚至有一种说法，要读懂一篇论文，就要先读懂一百篇论文，那么教授的研究如果由业界来评价，则很难找到合适的评价人。
面对商学院离实践越来越远的问题，哥伦比亚大学与伦敦政经学院联合成立了一个战略合作委员会，研究商学院究竟应该做什么样的研究。
中国的商学院要在穷理与务实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改变商学院研究就要改变价值导向，让教师在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长久以来，我们在追求学术严谨性的同时，常常忽略了与实践的相关性。这里暂且把追求学术的严谨性称作“穷理”，把与实践的相关性叫做“务实”。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商学院的钟摆越来越靠近“穷理”，而离“务实”越走越远。
为了解决这个根本问题，需要改革商学院。这个改革不是在“穷理”和“务实”之间二选一，而是要做到两者兼而有之。具体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还需不断探索，但毫无疑问，这将是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冲破现有的种种约束。
50年前的商学院研究与行业关系很密切，但不够严谨，当时的商学院学者就提出应引进新的研究方法，于是就引进了数学模型等。技术的变化使得管理场景不断发生变化，商学院也要不断适应新的场景。
上海交大安泰商学院未来计划成立一些行业研究院，对各个行业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从而带来基础理论的贡献，并且要扎根中国的管理实践，推动经济的发展，完善管理理论。我们希望通过行业研究打破学术壁垒，通过重塑价值观改革学院体制机制，最终回归商学院的本源。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此文由本报记者姜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