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

    周先慎去世我完全没有料到，他去世的两个多月前，我们还通过电话，讨论心脏瓣膜置换手术的问题。他当时乐观地说，虽然这么大岁数，身体还有其他疾患，做这样的手术有风险，医生也有些担心；但是与其日子过得这么辛苦艰难，走不上一百米就气喘吁吁难以为继，还不如就试试。我劝慰，但其实也很有信心对他说，这个手术现在已经很成熟，应该不会有问题。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谈话。

    周先慎1959年从四川大学到北大中文系任教。我1961年毕业留校，他在中文系已经两年。我们都分配教“写作”。从1961年起直到1976年，我们都在一个“单位”：开始是写作课教研组，“文革”期间是同一“战斗队”，到了江西“五七干校”，也在一个班。我们曾一起讨论教学问题，一起在农村、干校参加劳动，一起和写作组其他教师比赛从香山饭店跑到鬼见愁再跑下来，也多次一同到颐和园游泳——那时昆明湖南岸划出一块做公共游泳场。记得1969年秋天我们被通知要去“五七干校”，那时强调的是要长期在农村“落户”。似乎有一种要永远离开北京的感觉，在谢冕的倡议下，有一天，他、我和周先慎三人，骑自行车从学校进城，到所谓北京地标——天安门、北海、天坛等地照相留念，用的是1960年代仿苏的国产35mm机。回来后我和周先慎还在严绍璗16楼宿舍，用他的放大机放大冲印直到凌晨。我和周先慎原本都住在19楼单身集体宿舍，后来钟必琴从四川调到北京，他就搬离19楼，有了像样的“家”。他们多次请我和其他老师去他家吃饭，周先慎烧的一手四川风味的好菜，特别是红烧胖头鱼。1970年代后期写作课取消，我们各自另选专业。他去了古代文学教研室，我则选择了“当代”，我们的联系不如以前那么多了。不过，他有新的论著出版，我总会收到他的题签本。

    周先慎为人正直，乐于助人。在生活、教学、处世为人的原则上，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他比我大4岁，给我很多的帮助，不仅教学，包括个人生活。他对朋友的关心是真诚的。我毕业留校开始上课还不满23岁，对教学一无所知。那时他已经有两年教学经验，便主动帮助我，讲解课程要求，可能遇到的问题，如何选择“范文”，以及文章分析、作文批改的方法，让我能尽快适应这个工作。那个时候，写作教学归属汉语教研室，负责主持教学小组的是教研室副主任朱德熙先生。我们一起多次听过朱先生文章分析的“示范课”，如对赵树理、朱自清和汪曾祺文章、小说的讲解，深深为他的语言敏感折服。当年，写作训练强调要让学生掌握写作“基本功”，文通字顺、篇章结构，掌握叙述文、说理文和说明文写作的“要领”。周先慎和我觉得这些要求固然必要，但我们“出身”文学专业，加上年少气盛，总想给写作教学增添“文学”、想象力的分量。曾一起想把诗、小说等纳入“范文”范围，他还计划从《聊斋》《红楼梦》中摘选一些段落。我也提出应该包括外国文学的译文，甚至如曹禺剧本的一些内容。但这些设想当时没能获得认可，很是有点懊恼。不过，后来我们都承认，这一段偏于遣词造句为中心的写作教学，让我们获益甚多；至少是明白一件事情可以有多种表达方式，而不同的叙述方式也改变了事情的面貌。

    和周先慎在一起，感受最深的是他的执着、认真。我用这两个词不是随意的。在许多时候，我有点马马虎虎，无可无不可的样子，因此，对他的不达目的不放弃的执着，印象十分深刻。那种要把自己坚信的事实、观点讲清楚，也让对方信服的神情，和他对你陈述、说服时急促的语调，至今难忘。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周先慎认为生活环境不应该成为放弃自我约束的借口，成为怠惰、纵情任性的托辞。不管什么样的日子，人总要活得高尚，对得起自己和亲人、朋友。所以，他总是在可能条件下，做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刚到江西的几个月，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煤炭等燃料供应，需要自己到附近荒地砍一种已枯萎的一年生的高大灌木当燃料。那时，他和陈铁民（后来离开北大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是著名唐代文学研究专家）是班里的“一等劳力”，总是干最重的活。他在挖稻田的排灌渠、烧砖、搭盖当宿舍的大草棚、平整土地、插秧施肥收割等劳作中，都是尽自己的能力抢在前面。

    有一个“细节”是我难忘的。当时还没有宿舍，全连一百多人住在大仓库里。一天晚上在晒谷场开会，正好带拖斗的拖拉机运来大米。因为路没有修好，需要人扛进伙房——这段路有五六十米。这时，有几个人抢先走过去，坐在我旁边的周先慎就是其中之一。我却没有动身，原因是我知道难以承担这样的重量。160斤的稻谷麻包我没有问题，但将近200斤的大米，我曾经试着扛过，只能勉强走几步。当时我看到扛着麻包的周先慎走到临近伙房的时候两腿开始摇晃，幸好从旁边经过的胡双宝扶了他一把，才没有跌倒。前些年，我在校医院看病，碰巧遇到周先慎。他的腰直不起来了，说是脊椎受损。我当时立刻想起他扛麻包，以及挑砖、挑稻谷总是要比别人更多的那些情境，心里真的有无法说清楚的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