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庆葆

    开放包容、敢为人先是江南文化的鲜明特征，尚德务实、义利并举是江南文化的优良传统。崇尚“诗礼传家”、“耕读传家”的江南文化孕育了源源不断的高层次人才和创新技术，这是江南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动因所在。

    江南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我觉得它的核心内涵与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开放包容，敢为人先。

    江南的地域范围在历史上主要是指以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带为核心的“八府一州”。这里水网密布，环湖通江达海，交通便利。江南自古造船技术先进，随着京杭运河的南北纵贯和漕运的充分发展，以及明代航海事业的大发展，大大开拓了江南人的视野和心胸。同时，江南文化也是兼收并蓄的，从泰伯奔吴到永嘉南渡，从运河漕运到赵宋南迁，饱经战乱的中华文明多次在江南深度融合、休养生息，孕育了江南人包容吸纳的精神特质。近代以来，江南人在“开眼看世界”的过程中，广泛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开启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改革开放后，上海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以海纳百川的宏阔胸襟，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直接带动了从江南腹地到长江三角洲，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

    敢为人先的革新精神是江南文化的鲜明特征。江南人的敢为人先，是善于谋划在先，敢于革故鼎新。不仅苛求与众不同的创新思想，更是独具过人的胆识与魄力。江南人的敢为人先，是始终坚忍刚毅，志在引领潮流。不仅注重落地生根的实际行动，更是竭力打造可以领跑的优势与特色。从浦东的开发开放到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苏南模式的成功，从“创业创新创优、争先领先率先”的“江苏精神”到“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浙江精神，都是江南人敢为人先的典型例证。

    二是崇文重教，精益求精。

    江南自古就有崇文重教的浓郁风气，崇尚“诗礼传家”“耕读传家”。早在公元317年，晋元帝在建康设立太学，唐肃宗在常州府设立江南最早的府学，北宋范仲淹在苏州府创办郡学。宋代以后，江南地域书院纷起，文风日盛。自从科举制度创立以来，江南诞生的科举状元几乎半分天下。近代江南地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也推动了教育的繁荣。江南人不仅自发兴办各类新式学校，一些家境殷实的家族更是热衷于将子女送出国留学，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留学归来的江南人很多都成为新中国的科技文化先驱。时至今日，江南地区依旧是全国科教高地和人才高地。

    江南人的精益求精，是超越平庸的极致追求，不仅对守正出新执念于心，更是以无问西东砥砺于行。从古代江南高超的铸剑、造船等精工技艺，到远销海外的丝绸、刺绣，从近现代以精致著称的“上海制造”，到当今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蛟龙号深海探测船、上海振华龙门吊等大国重器不断涌现，无不体现江南人对于技术的执着追求。江南文化孕育了源源不断的高层次人才和创新技术，这是江南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动因所在。

    三是尚德务实，义利并举。

    江南文化自古便有尚德务实的优良传统。吴王阖闾将“厚爱其民”作为执政之道，唐代名相陆贽也强调立国要“以民为本”，“均节赋税恤百姓”。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顾宪成的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无不体现了江南人以民为本的家国情怀。在近代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一批有责任感的江南人苦苦思索，锐意进取。如以薛福成为代表的政商人士积极投身洋务运动，以张謇、无锡荣氏家族为代表的实业家致力于  “实业救国”“教育救国”。

    江南文化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更强调义利兼顾、先义后利。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范蠡在“三致千金”后，“分散与贫交疏昆弟”，为后世商人树立了义利兼顾、富而行义的榜样。江南近代工商业者，如徽商、苏商、湖州商帮、宁波商帮等，具有的许多优秀精神品质，与范蠡的思想都有着渊源关系。比如，荣德生、荣宗敬兄弟及其后人，他们造桥铺路、捐款赈灾、兴办新学等。从前的私立江南大学即为荣家所建。2007年和2017年，荣德生之孙荣智健又先后两次向江南大学捐赠。

    今天，深入挖掘江南文化的新时代价值，就要充分发挥江南文化的引领作用，更好地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贡献更多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