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战
江南文化是中国地域文化中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地域文化，深入开展江南文化创新研究，总结提炼江南文化的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是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服务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文汇智库版今刊发两位学者的文章，以期通过深入挖掘江南文化的当代价值，更好地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用江南文化优秀的历史财富创造引领未来。
——编者
自宋以降，随着经济中心南移，江南成为中国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区域，明清更臻极盛。上海开埠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再次绽放魅力，解读江南文化的当代价值，有助于形成长三角一体化的共同精神家园，有助于“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
江南文化的地位变迁史：从地域文化到中国文化高地
江南文化是中国文化第三个高地。先秦文化是第一个高地，百家争鸣就是秦朝统一之前的一次大的思想解放行动。国家如何治理振兴？人类怎么生活？见仁见智，百家争鸣。汉唐的中原文化是第二个高地。秦朝统一以后，皇帝基本上都在中原建都，长安也好，洛阳也好，开封也好，转来转去，基本是皇权文化。从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开始讲“独尊儒术”，而且得到汉武帝的赏识与支持，于是国家有了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这并不奇怪，这么大的国家需要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为皇权服务。宋代以后的江南文化是第三个高地。南宋开始，皇帝搬到临安，政治中心转到南方。其实在这以前，随着隋唐大运河的开通，经济中心已经往南转移了，南宋有80%的经济是在广义的江南。同时，文化中心也南迁了。孔子的后代来到南方，在浙江衢州有南孔府。这表明：随着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转移，南宋以后的江南文化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高地。而原来的江南文化，就像岭南文化、燕赵文化一样，都是地域文化。这就是江南文化的地位变迁史。
江南文化区别于先秦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特质是什么？我认为有五点。
第一，皇城的南移北上对江南文化有双重影响。先是南移，南宋定都南京应天府 （今河南商丘），150多年后，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到了明朝，朱元璋称帝以应天府（南京）为京师，明成祖朱棣将首都从南京迁往北平。在前一个阶段，程朱理学发展成熟了。因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南迁后，必须要有一个叙事，朱子学从中国皇朝的角度认识，为朝廷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意识形态。但是，我们发现，元朝皇帝回到北京，在江南出现了一个与皇权文化不一致的重大的文化现象。那就是孔氏南宗留下来后，在江南民间讲学，传播儒学、兴办教育，江南书院勃兴，与农耕社会结合，为老百姓提供精神食粮。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上，王阳明的经世致用之说诞生了。
第二，移民文化，这是区别于先秦和中原文化的。比如在河南、山西，基本上都是本土文化，但是江南大部分人是从那里过来的，我的祖先就是从太原过来的王家，这就是移民。移民文化和本土文化是有重大差别的。如果从现代经济角度看，某种意义上是移民社会造就了市场经济。这至少可以解释，为什么大运河开通后独富了江南。
第三，由上述条件进一步带来了三教互鉴的宗教文化。从唐朝到宋朝，发生过两次大移民，下江南，一家子，甚至一个村庄的人都出来了，离开故土，一路上有多少无言的伤痛？内心如何安顿？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怎么和自然相处？怎么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村庄和村庄之间的关系？三教互鉴，或者说三教融合的宗教文化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前，在北方是三教并存。比如元代，藏传佛教是统治阶层的主流宗教文化，其他教派虽然也是可以并列的，但是各教派没有融合，没有沟通。为什么在江南可以互通呢？因为这是人们安身立命的需要。怎么对待苦，怎么对待病痛，怎么对待生死……佛教解决了内心安顿的问题。道法自然，上善若水，天人合一……道教解决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问题。儒教则解决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告诉人们如何和谐相处。一个移民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如果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就能够安身立命了。这也是江南人为什么这么勤奋的原因。历史上的中国江南曾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地区。
江南文化的价值观：“信义仁智礼”与“士商工农”
第四，远距离商业发展造就“信义仁智礼”的品德。江南兴起的儒学和中原文化有区别，商品经济改变了社会伦理道德法则，原先的“仁义礼智信”，变成了“信义仁智礼”，排列顺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和大运河有关系。大运河带来南来北往的大宗贸易，产生了儒商。浙商、徽商把“信”放在第一位了。这与农村家族里的人际交往和沟通不同。农耕社会的信义仁智礼，在当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提下，仍然可以与时俱进，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有近14亿人口、9000万党员、1亿多宗教人口，思想觉悟不尽相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个长期过程。新时代赋予“信义仁智礼”的内涵是：信，即社会诚信与商业信用；义，即民主法治界定的社会公平与正义；仁，即由爱敬为基础的“熟人之仁”扩充为社会关爱；智，即睿智的包容，和而不同；礼，即对前面层层递进的人际关系以礼仪加以规范。这些内涵作为老百姓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既有历史传承，又大道至简，听得懂记得住，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版，也可以走出国门，形成文化软实力。
第五，江南进而形成“士商工农”的人生价值观。众所周知，古代中国人的人生价值观，第一是考状元、当官，第二是务农，第三是手工业，第四才是做个小商贩、小商人。但是自从有了大运河以后，商业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在江南，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变成了“士商工农”。这个价值观的改变非常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江南出的企业家最多，比如浙江就出现了很多知名企业家，因为在他们的价值观中，经商、办企业是一项崇高的事业。
上述五点是江南文化区别于先秦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特质。把这五点归纳起来，也可以解读王阳明的“经世致用”之学了。儒学其实已经不纯粹是为皇权服务了，已经有为老百姓提供精神食粮，为农耕社会提供伦理道德规范。
今天，上海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交给上海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其中一项就是把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可以说，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江南文化的五大特质构成了长三角共同的精神家园。更进一步说，长三角是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因此，在我们打造文化品牌的时候，应该让江南文化惠及“一带一路”，在“一带一路”当中形成“民心相通”的文化共识，进而打造一个共同的东方文化价值观，比如信义仁智礼、和而不同的文化。这其中既有历史的叙事，也有今天和未来“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
海派文化是江南文化3.0版，起点是“土山湾文化”
我认为海派文化的起源是在明末，发轫于利玛窦和徐光启在土山湾的翻译工作，他们一个懂西文，一个懂中文，在翻译介绍西方知识成果的同时，也把很多中国好的东西翻译到西方去。欧洲思想启蒙运动前期，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比如《赵氏孤儿》对欧洲戏剧的影响，科举制对欧洲文官制度的影响等等。因此，我认为“土山湾文化”是海派文化的起点，海派文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没有文化交流，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在中国传播。所以《共产党宣言》在上海翻译出版是很自然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也是顺理成章的。
海派文化不仅仅是上海文化，实际上可以看成是江南文化演进的第三段、江南文化3.0版。海派文化也不是小资文化，只有徐志摩和张爱玲，这是不对的，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海派文化源于江南文化，特色是中西文化交流和具有契约精神的商业文化。我们应当以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涵养上海文化品牌。认识清楚这一点，对我们确立文化自信，打造“上海文化”品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作者为上海市社联主席、教授，本文据 《探索与争鸣》“重新发现江南：新问题与新路径”圆桌笔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