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旸

    我的故乡徽州婺源，是一座镶嵌于皖南山区的风景如画的小城。从五叔公修订的家谱得知，祖上清朝中期，自浙江某地迁来，在此繁衍生息。我的曾祖父原为安徽省政府水利厅职员，省城安庆陷日寇之手后，携眷回乡担任婺源小学堂的校长。祖父离家赴外读大学，因世事之变，未能回故乡定居，我们家与故乡的渊源好像是渐行渐远。值得欣慰的是，建于同治年间的老家几经修葺，依旧静静伫立在婺源城中心步行街后边的老巷深处，倒是闹中取静，别有韵致。

    第一次返乡是1995年，那时我还是十岁的少年。经九江，转景德镇，一路上车马劳顿，傍晚才抵达婺源。彼时婺源不通火车，可见当时皖南交通之闭塞不便。那时家里的老房子颇为陈旧，木质结构，有种摇摇欲坠的隐忧。记忆最深的，是突然从全国各省回乡三房人，加上老家的两房，一下子膨胀到二十几口，吃饭成了大问题。于是，由五叔婆指挥一拨乡邻妇女作为炊事班底，每日三餐在楼下堂屋大开宴席。像是在吃流水席，那里面，颇有点旧时代大家族齐聚一堂的情形。家乡饮食是皖南风味，以蒸菜为主，也有炒菜，桌上有墨绿汁液浸染的仿似饺子的菜品，还有荷包红鲤鱼。红鲤鱼虽非名贵鱼类，可它周身散发着金红色彩实在不像餐桌食品。婺源是国内著名电影拍摄地，上世纪70年代有《闪闪的红星》，90年代有《暖》，以及2016年的《我不是潘金莲》等等。那时还是小学生的我，也学会了闲庭信步，每日走访婺源的深街小巷，对青石铺就的石板路感觉尤好。

    第二次回乡临近春天的尾声。婺源虽然已过油菜花的观赏期，游客依然不少。城边碧绿清澈的小河边，有本地居民正在洗衣洗菜。在清澈见底的河水中，女人们足穿南方特有的深黑色高筒胶鞋，弯着腰，在搓衣板上用力地敲打衣服，沓沓沓的声音，远远近近地响起。这个南方小城的安宁，在北京实难一见。婺源河边的树丛，盘根错节地生长，呵护它们的，是南方连绵不断的雨水。由亲戚陪同，我这次去了江村、李坑、黄村等保留着徽州传统民俗风貌的旧村落。在我心目中，江村是稳重的学者，李坑是古代的农夫，黄村则是沉静的隐士。一路行驶在婺源的乡间国道上，沿路青山绿水如同一幅幅巧夺天工的绘画。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铸就的美景，可美得不像人间至景，反倒像彼岸天界里的景物。这景色又不能用瑰丽来形容，而是至清至秀的。那深翠绿色的山野，透亮如镜的水流，那灰色的墙面，深墨色的徽州民居，一切的一切都在提醒我，这原来就是真实自然的皖南乡村。它是中国最美的乡村。

    我是博物馆和美术馆的爱好者。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欣赏青铜器，在国家博物馆看馆藏的商周展品，耳畔总是传来京剧抑扬顿挫、清亮幽长，或低回幽咽的唱腔，它们仿佛将人融入远逝千年的历史尘埃之中。在中国美术馆观赏西方油画，我觉得那些作品里，竟还有卡拉斯或萨瑟兰等经典歌剧女高音带有意大利悲剧美的歌声，令人与人类数千年文化最灿烂的瞬间擦肩相遇。在这沧海一粟的刹那间，大概只有古典油画至真至美的境界，才能将隐藏背后的战乱疾苦轻轻地抹去。

    而在我心底，婺源实际是一座没有挂牌的中国乡村古建筑的国家博物馆，是一座没有馆藏美术品的国家美术馆，但那里的古建筑和乡村美景，是用不着艺术家们费心费神地加工上色的。因为那里的小桥流水，那里黛色朦胧的山水景致，是老天爷赠送给婺源老百姓的最慷慨的礼物。当然，婺源是不能与陕博、国博和国家美术馆简单地比附的，只是我的归乡，让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它们，而我的归乡又常常让我以这里的一切为骄傲，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闭塞简单的南方乡村。从1995年到2018年，一晃23年过去了，没想到两次归乡，居然相隔了这么长时间。

    每个人的怀乡各有不同。有的人远离故乡去城市奋斗，从此再未回去。有的人从小生长在城市，完全没有故乡概念。婺源尽管是旅游地，当这些游客走进小城的一瞬间，恐怕也错把他乡当故乡了罢。我十岁前生活在南方，之后因为父母来北京的大学任教职，从此在北京扎根，成为海淀大院中所谓祖籍南方的京二代。因早已习惯了北京南北杂糅的生长环境，童年时的南方渐成模糊的记忆。这次回婺源，看到模样清秀的小孩，穿着南方特有的雨靴走过河上的小桥，一下子勾起了我的思绪与回忆。曾几何时，我也是穿着这样的雨靴，在南方雨天泥泞的小路上匆匆走过的啊。有时候，是为了赶到学校去上课；有时候，则是怀着对妈妈丰盛晚餐的期待，高一脚低一脚地行走在归家的路途中。这次归乡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在傍晚路经婺源第一中学时，才陡然想起，它的前身，原来是我曾祖父任校长的婺源小学堂。家谱上的家史，就这样在眼前一幕又一幕地复活，从那些书的字句中走出来，变成了活生生的事实。虽然北京与婺源有上千里的路程，虽然两次归乡隔了23年，在这一刻，我想到自己的根，还是在这里。

    有人说，回忆可以让流逝的时光变得甜美。人的一生不正是在对过往的回忆中体验到甜酸交织的情绪，感受那些逝去的遗憾，在回忆中不断充实自己的心灵，轻装上路，怀抱对朦胧未来的期许，继续坚定地走在不可重复的人生路途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