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继《茶馆》《袍哥》后，历史学家、被誉为最懂成都的成都人、澳门大学教授王笛，再一次将目光聚焦于成都的街头巷尾。在《消失的古城》一书中，王笛教授精心描绘了成都街头听戏、泡茶馆、逛庙会、节日庆典、街头政治、改良与革命等活动，以及乞丐、苦力、小贩、工匠、挑水夫、算命先生、剃头匠等各种身份的人，并从学术语境、微观史角度，以通俗的语言，形象生动地还原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前世今生。
百多年前的成都，街道狭窄，左邻右舍彼此相闻，“逐渐形成了相互依赖的人际关系”，这一点在现今的许多农村亦不乏例证。成都的“居民把街头作为他们日常生活的空间，他们的房子接近街头，因此他们的日常生活经常就发生在街头”，亦可说，“普通市民是街头的主要占据者”。
市民“占据”街头，首先当然因为街头是生存之源。为了生存，人们总会不失时机地绽放出生命的坚韧力量。1917年，成都先后遭遇川滇、川黔军阀混战，民众苦不堪言。然而，每次巷战尚未完全停歇，“小贩们就冒着生命危险出来兜售货物和食品”。“一位1906年来蓉的美国传教士估计，成都街头约有150种不同的小贩，主要销售食物、日用和妆饰三大类商品”。相较于商店，小贩无疑更接近顾客，他们为市民日常生活提供的商品未必最好，但一定最为方便。小贩胆敢冒险营生，一方面因家贫底薄，生存压力巨大，所以才会险中求生；另一方面也因他们对市场的嗅觉更为灵敏，反应更为灵活，所以只要觅得一丝商机，他们总会以最快速度走上街头。
在公共管理长期缺位的情况下，各行各业渐渐形成了不成文的“行规”：处于规则顶端的管理者既有“袍哥”那样以“摆平”为业、长期游走于灰色地带的传奇人物，也有由市民举荐的街首、族长和乡贤等底层要人。
成都街头的原始自治模式肯定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一些“行规”就促进了“职业道德”的提升，比如那些有职业操守的挑水夫多不穿鞋，“因为赤着脚，他们便能走到河中间去取最清亮的水”。当然，这种不受约束的自治模式难免也暴露出一些负面问题，比如过于强调地域保护，导致地域歧视现象日益恶化，如车夫“对那些新来的外地人和乡下人”漫天要价。这一点，在萧红的《马伯乐》一书里亦有深刻的描述。进一步看，这些“行规”并不利于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也可能进一步强化对落后传统的保护。事实上，当汽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成都街头时，就曾遭到传统人力运输从业者的强烈反弹。
警察的出现，是公共力量强化街头存在的重要标志。在此之前，“地方官员很少控制集市、市场、小贩和店铺”。随着警察加强公共治理，街头进步明显，比如脏乱的街道终于得以清扫，公厕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街头，混乱的交通秩序得到明显改观等。警察推行的许多举措肯定赢得了市民的好感，但与此同时，警察对街头规制力量的深入，必然意味传统散漫的街头自治模式走向崩解，甚至与底层民众的街头生存发生激烈冲突。警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不过这并不代表成都街头的警察总是站在“现代”二字这边。警察对道德现象的深度介入，尤其是对“新女性”的严格管治，虽然迎合了守旧精英的想象，但这也成其治理思想落后守旧的证据。
回溯近代中国，街头女性在推动社会革新方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王笛教授认为，“妇女享受城市公共空间的权利，走过了漫长的道路，除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外，与她们不断为自己争取权利也有关。”争取权利，必须与延续数千年的“女德”传统决裂。决裂表现主要有两点，一是女性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街头，尤其是过去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地方，如戏院、茶馆等。另一个重要表现便是衣着的变化。有趣的是，开女性衣着风气之先河的，很可能是那些原本受到精英鄙视的“社会失足妇女”。美国汉学家叶凯蒂（《上海·爱》，三联书店2014年10月版）和长期研究明清社会史的台湾大学历史学博士巫仁恕（《奢侈的女人：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商务印书馆2016年8月版）均曾指出，正是因为那些混迹于风月交际场所的知名交际花们对时尚追逐展现出的过人魅力，才激起一些大户人家夫人小姐的兴趣和跟风模仿。正是出于对精英的强烈抗争，“社会失足妇女”无意中扮演了时尚潮流的引导者。
同许多百年前的中国城市一样，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成都选择拆毁那些象征“闭关自守时代”产物的城墙。城墙并不存在善恶，国人革新之所以特别在意对旧物的摒弃，权因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传统的东西常常被赋予浓厚色彩，而像宫廷、衙门、城墙、轿子、辫子等则成为大众对抗封建统治的移情对象。对于渴望跳出传统压制力量的民众而言，不破除这些象征旧传统的“老古董”，似乎就不足以彻底砸开精神上的枷锁。从这层意义上讲，王笛教授书写百年前的成都，也是在管窥百年前的中国。
众所周知，现代本就是传统的对应物，社会发展总是伴随着这样一对力量的艰难博弈。可以肯定的是，传统中并非全是糟粕，现代中也并非全是精华。当现代与传统缺乏协商机制，只剩下双方力量的层层加码，原本和颜悦色的博弈于是失去了彼此妥协的可能，至而滑向极端对抗的深渊。当这样激烈色彩的角逐力量表现在街头这一公共舞台时，实际意味着彼此共生的双方正在加剧“撕裂”。
今天，我们跟着王笛教授一起追寻百年前成都的古街道，显然不只是为了唤醒历史的斑驳记忆，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应试着从中寻觅一条现代与传统友好协商、和谐共处的科学渠道，毕竟我们既需要革新，也需要历史积淀。革新催人进步，历史积淀则是我们文化的血脉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