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次农

    读小说看电影，每临近收尾，我都会试图猜测，不知是否会出现意外。这在读者是普遍心理，也是一窥作者才思灵光的关注点之一。影片《绿皮书》的收尾看似波澜不惊，却灵光迭出。编剧在短短的两三分钟内，把全片各处看似已经交代了的细节，又再剖析，和盘托上，让人忍不住泪涌而出。

    其中一个画面：结束了全程巡演后，谢利回到卡内基音乐厅的华丽寓所。寓所虽华丽，却只有他一个人。孤独空间油然而生。而那一刻正是万家灯火的圣诞夜。

    这个画面让我想起老作曲家王西麟。有一篇报告文学告诉我们，与谢利同样独身的王西麟，在刚刚结束他的个人作品音乐会后——我们能够想象那些向他献上掌声和鲜花的场面——回到空无一人的家中，等着他的是一杯白开水和几片饼干……

    人生多样。一个人的晚年是不是孤独无依与职业无关，哪个城市哪个国家哪个行业都有。但我知道，有一种职业注定是孤独的，那便是钢琴家。

    我们在音乐厅看到台上的钢琴家，个个西服笔挺，神态高傲，一曲终了，连躬身谢幕时的微笑，也是标准的职业化，看上去不够真心——似乎在他们的身后，还有更多的别样快乐。掌声算什么？听众只是客户，是钢琴家快乐人生的财源……

    多数钢琴家给我的印象基本就是这样。但是我也明白，他们其实很孤独。

    第一次听说这个现实，是三十多年前对傅聪的采访。当时上海很少有外来音乐家，国内音乐家对国外乐坛了解也很少。我借机请他谈谈海外钢琴家的生存状况，傅聪说：“告诉你，钢琴家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在上台的一刹那，他就明白：从现在开始的两个小时，他必须独自一个人面对听众……就像上战场的战士，他只能孤身奋战，不能后退……”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如此发自肺腑的内心独白。国内的音乐家不会这么对你说。他们说得最多的便是自己怎样努力怎样刻苦怎样成功。当然那也是当时媒体的需要。

    正因此，傅聪的这句精辟的话竟没有被我写进报道。然而奇怪的是，当时写进报道的是些什么我已全然忘却，而这句话却记忆至今。记忆中还有他说这句话时的神态。

    因为这句话，我开始注意钢琴家的职业状态，我有了新的发现：钢琴家不仅在台上孑然一人，在台下也是孤独的。

    我们可以看看谢利。影片中，因为巡演区域是美国南方——在半世纪前，那是种族对立严重，歧视、偏见普遍存在之地——谢利必须为自己找个保镖。

    如果谢利的巡演区域是安全无虞的，他当然无须雇人。

    如果说谢利的巡演至少还有托尼的话，那么，我敢说绝大多数钢琴家连托尼都没有。

    大多数钢琴家都在安全区域演出，他们独往独来——安全而孤独。很少有人会安排像谢利那样的巡演。孤独不说，还带危险。

    想象钢琴家在接到演出合同后，前往某地。从他登上班机到进入酒店，到去音乐厅，然后又回到酒店，最后独自登机离开。机场-酒店-音乐厅-酒店-机场周而复始地轮回，不仅是他们的职业常态，也是他们的人生常态。

    合同是音乐家的谋生之道。如果他的合同越多，这种轮回的时间便越久，孤独时间便也越长。在台上接受鲜花和掌声，只是轮回中的短暂瞬间。大多数时候，他们是在孤独之中。

    后来我又发现，不仅是钢琴家，独奏家都一样。

    上海出身的大提琴家王健，早年很少回沪，一直在世界各地演出。进入千禧年后，来音乐会的机会多了。有一次和他闲聊，我随口问道：你的家在哪里？

    这其实是一个很随意的提问，完全没有任何目的。但他的回答却让我大吃一惊。

    他说：“我没有家。”

    他的回答很直接，像是早就有准备一样。他说：“我没家，整天拎着我的箱子和大提琴到处跑。”

    “那你总得有一个地方住？”

    “没有，我真的没地方住。”

    有点没法问下去了。我说，演出再忙再多总有回家休息的日子吧。还有你自己的私人物品，你的乐谱呢？

    “要乐谱我就让经纪人寄。在美洲我的据点是纽约，在欧洲是葡萄牙。还有芬兰，我女朋友在那里；亚洲就是上海父母亲的家。真的没有办法。我每年累计大概只有四十天的时间是闲的。”

    也就是说，减去这四十天，王健每年住宾馆的日子超过三百天。

    于是忽然明白，为什么国际乐坛大牌明星中，很少有超出四十岁的女独奏家，为什么好几位前途看好的小提琴家，却以自己的名义组成合奏团或室内乐团。在已经公开的各式理由背后，是不是也有“孤独”的影子？像被奉为女神半世纪的阿根廷钢琴家玛尔塔·阿格里奇，年逾七旬还活跃在乐坛。但她一生中忽而频繁登台名声大噪，忽而销声匿迹深藏不露。她销声匿迹的时候，是不是也在逃避孤独？

    我们的身边，又有多少谢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