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会长朱杰人:

    理论落后于实践是当下儒商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现在的儒商研究还是“两张皮”，理论界、学术界“一张皮”，商界、经济界“另一张皮”。如何把这“两张皮”结合起来，把企业家的实践经验用学术的话语加以总结和提升，这是理论界需要努力的。我认为，儒商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商业伦理的研究，还应该把视野从中国拓展到世界。比如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等。这些地区的商业经验和发展，都和中国人的儒商精神分不开，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发掘。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徐洪兴：

    我们讨论儒商精神，绝不仅仅是知识考古或文化考古，“通今”更为紧迫。首先，我们要思考怎样能够把学理中可践行的、可制度化的、可操作的内容落地。其次，儒商精神的主体是企业家和商人，他们面临如何实现经济人和文化人的无缝接轨问题。最后。从宏观上看，如何把一个地方性的文化和知识融入世界，与全球化进程接轨，是儒商研究最应该突破的地方之一。

    韩国中央大学教授梁承武：

    儒商精神不但曾在中国历史上大放异彩，也对韩国影响深远。在朝鲜李朝中期，退溪李滉以中国宋代的《吕氏乡约》为基础制定了  《礼安乡约》，倡导“德业相劝”、  “过失相规”、“礼俗相教”、“患难相恤”等德目。而栗谷李珥又以前代的乡约为基础，制定了更为完整的《西原乡约》和《海州乡约》，强调乡土互助意识。当时成功的朝鲜儒家以及儒商积极救恤身处水灾、火灾、盗难、染疾、遭丧、贫穷、鳏寡孤独等困厄境遇的百姓，通过亲身实践“患难相恤”这一德目发挥着儒商精神。

    日本SBI大学院大学副教授细沼蔼芳：

    日本百年企业的经营理念通常写在公司社训和社宪里面，其中最多的社宪就是“先义后利者荣”。比如大丸百货店，认为经营的首要目的不是追求利润，“利益是经营的副产物”。撰写了《论语和算盘》、提出“经济与道德合一”理念的涩泽荣一创建了500多家企业。他有两句话，第一“企业制定经营规范和准则要以《论语》为标准”，第二“当你们在经营决策很困难的时候，就是要以《论语》为尺度做最后的决策”。包括涩泽荣一在内的一些著名企业家，他们都是儒商，他们的企业都是儒商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