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刘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采访：宣晶（本报记者）

    2017年，甲骨文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如今，“甲骨学”已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与此同时，3D打印、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等科技应用不断为之注入新活力。甲骨文研究插上科技的翅膀，它会奔向什么方向？本报记者就相关话题采访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教授。

    文汇报：甲骨文是开启殷商历史的密码，近期在甲骨学领域有什么新发现？

    刘钊：甲骨文是目前已知成系统的汉字的最早形态，总字头数达4000多个，可以自由记录汉语。汉字记录汉语，同时也记录汉语所表现出的思维。中国古代一切思想观念、文化、文明，都通过汉字这一载体才传布久远，保留至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将“大数据、云平台支持下的甲骨文字考释研究”课题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项目启动至今，10个子课题进展顺利，取得很多初步成果。

    研究发现，商代有很多文体，甲骨文是其中用来占卜和祭祀的，但仍透露出一些古人的生活细节。比如“得”字像手持贝，表明古代的“贝”为宝物或用作货币等等。前不久殷墟出土的一片甲骨上有很长的记事刻辞，记录一场沿河两岸发生的激烈战斗。奇妙的是，刻字之间竟然打了十几个竖格，卜辞工工整整地刻在格子里。甲骨文研究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奇怪的刻辞方式，引起学界浓厚的兴趣。

    事实上，当下的甲骨学远不止文字“破译”，而是通过对甲骨整体的研究去考证古人的社会形态和文化科技水平。甲骨文研究不断开辟出新领域，也不断出现新疑团。殷墟里出土了许多玉刀和青铜刀，古人是用它们来刻写甲骨文的吗？可普通人用钢制刻刀都难以在甲骨上刻字，更别提刻写出笔意流畅的甲骨文。有学者推测古人在龟甲骨板表面涂抹了特殊的“软化”药水，这一点目前还无法考证。在甲骨文本体研究中，龟甲形态学是一个重要课题，深入研究发现部分出土龟甲竟源自某些东南亚龟种，有的学者在这个基础上对殷商时期的贸易范围提出新的假设。虽然很多新领域的探讨因条件限制，还未曾取得全面深入的成果，但其开拓性对于发掘甲骨文的史料价值仍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文汇报：在当下的甲骨文研究中，新科技带来了什么新面貌？

    刘钊：每一种相关新科技的引入，都会带来古文字研究的一次飞跃，甚至开创出全新的研究方向。当今照相和印刷技术日新月异，甲骨照相甚至已成为一门专门的技术。拓本、摹本、释文、十面彩照等相结合的综合著录手段日益成熟并逐渐得到推广，使旧资料的全面重新著录和整理得以实现。用高倍放大镜观察甲骨文的字口，进行笔迹的技术甄别，进而对刻手的研究或许会成为新课题。

    目验甲骨原物对释文校订和钻凿研究的重要性不可忽视，但限于条件很难全面铺开。甲骨的珍稀而脆弱，一般都深藏在博物馆、研究所的库房中。许多研究甲骨的专家学者只能靠著录进行研究。由于技术问题，很多资料无法将甲骨文纤细的笔画清晰呈现，一笔模糊就可能将研究者带入歧路。

    目前，甲骨的三维扫描和3D打印已经有了初步探索，未来值得期待。大英博物馆曾用馆藏甲骨进行3D打印实验，效果非常逼真，大小颜色观感完全一样，只是材质不同。一旦3D打印成本大幅降低，在条件成熟时全面应用这项技术，可以推动甲骨学突飞猛进。此外，甲骨残片的机器缀合，甲骨文辞例的机器检索、比对、可能性答案的提出，都需要人工智能的积极介入。如果在龟甲形态学、甲骨笔迹甄别研究的基础上，用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对甲骨残片进行机器缀合，效率会大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