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1872年8月11日，中国第一批前往美国留学的30名幼童在陈兰彬和容闳的率领下，自上海启程，三个月后抵达旧金山，从此拉开了近代国人与国际社会频繁接触的序幕。1881年，原计划15年的留学计划仅推行9年便夭折，除少数几人大学毕业，绝大部分留学幼童不得不放弃学业归国。即使如此，这些幼童仍像一枚枚倔强的种子，在陈腐的土壤里焕发出希望的嫩绿。这批幼童中，后来诞生国务总理1人、铁路局长3人、外交部长2人、铁路官员5人、公使2人、铁路专家6人、外交官12人、矿冶专家9人、海军元帅2人、海军军官14人……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虽然此次公派留学无疾而终，但它为国人打开了封闭的国门，而且培养了一批卓越人才，更为后来成绩斐然的庚款留学埋下了可贵的种子。

    今天，人们每每言及晚清幼童留学，必提及容闳。若无容闳锲而不舍的努力，中国规模化的海外留学还不知要等到何时才能成行。《先行者容闳》全面梳理了容闳奔波而又忙碌的一生。

    容闳，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村

    （今珠海市南屏镇）。1847年1月，

    容闳随布朗夫妇前往美国求学，两年后考入耶鲁大学。作为先行者，容闳所面临的困难后人无法想象，生活、学习等方方面面均须亲力亲为，考虑周全，否则难以为继。为完成学业，失去资助渠道的容闳只能自力更生，“读书之余，他常去打工，帮人洗衣服，拉煤球；有时还到图书馆干活；美国学生自己合伙起火做饭，他就自告奋勇去当服务员”。1854年，容闳完成学业，成为“耶鲁大学的中国第一位毕业生”。也是这年，深切感受到西方文明先进优势的容闳立下志向，毅然回国，“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容闳家庭条件并不好，留洋归来，他有很多机会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他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工作体面且收入不菲。他还曾从事茶叶贩卖，但终因放不下曾经立志的“大事业”，转身投入到“师夷自强的洋务运动”之中。

    其实，在推动幼童留学之前，容闳还完成了一件很少被后人提及的大事——受曾国藩之托，他从国外采购100多台机器，为第一家洋务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精通英语的容闳，就像中西方沟通的一座桥梁，他在太平洋两岸的朋友圈中都不乏重量级人物。中国这边，有李鸿章、曾国藩、洪秀全、孙中山、唐才常、康有为、梁启超等；美国那边，则有曾两任美国总统的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等。

    虽然晚清洋务派致力于改变中国现状，但在推动幼童留学一事上，容闳仍经历了长时间且大量难以预料的曲折。早在1868年，容闳就向清政府提出选派幼童出洋留学的建议，但辗转四年后，才实现了首批幼童赴美。

    就是这首批30名幼童，其选拔过程也远比容闳想象中困难得多。与当年容闳自告奋勇，主动报名与布朗夫妇一起赴美学习截然不同，首批幼童的选拔极不顺利，晚清社会对西方国家的鄙夷文化根深蒂固，各种谣传更是不绝于耳。加之留学时间长达15年，有着团圆传统的国人对幼童留学一事极为抵触。为尽早成行，容闳不得不回到老家，动员乡亲。后来共有120名幼童陆续赴美，但其中没有一个来自八旗子弟的家庭。这也从侧面折射出，深受权力护佑的晚清上层社会，对选拔幼童赴美留学一事根本不屑一顾。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曾派员赴海外留学，比晚清早不了几年。其推动者同样是当年带容闳赴美的布朗夫妇。自1863年起，日本陆续向海外派遣留学生，1870年颁发《海外留学规则》，实现了留学的法制化、常态化——日本海外留学“1886年92人，1871年170人，1873年373人。到中国撤回留美幼童时，日本留学生已经达到4800多人，其中还有20多名女留学生”。在这些留学生中，有一部分还是政府官员，这对推动社会变革显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对晚清幼童赴美留学夭折一事，许多人习惯将问题归咎于留学正监督吴子登。吴子登至多只能算是根引子，事实上，清廷包括洋务派在内，之所以同意幼童留学，其重要前提在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清政府看来，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然而，读洋文远胜读中文的容闳对此显然领悟不够，这也给他力推的幼童留学一事的夭折埋下了伏笔。

    幼童留学未必能改写历史，但是，如果“留学工程”能按容闳的预想，持之以恒地推动下去，中日差距未必会越拉越大。在后来的中日几次战争中，中国或许不至于败得那么惨。

    告别幼童留学事业的容闳，仍然频繁奔波于太平洋两岸，期望以一已之力为国家兴旺做出更多贡献。正是他不辞辛劳的奔波，点燃了许多国人对国际社会的求知欲。

    1912年4月12日，容闳逝于美国。有美国人评价容闳：“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爱国，有的人习惯慷慨激昂的言说，容闳则是数十年地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