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言昭
1989年2月27日，施蛰存先生写了封信给父亲丁景唐，信如下：
景唐同志：
松江县志要一篇洪野传，可否请你写一个，不必长，只要叙述其生平就可以了。
希望三月上半月惠寄。
蛰存北山
2.27
洪野是我国第一位女油画家关紫兰的老师，是很有成就的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与施蛰存熟悉。父亲收集洪野的资料时，曾拜访过施蛰存先生，因此，当施先生的家乡要搞地方志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父亲。
1989年11月1日至22日，父亲写了篇《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刊登在安徽《艺术界》1990年第一、二期合刊上。不知道施蛰存先生要他给松江方志办的那篇写了没有。
奇怪的是，在施先生向父亲约稿不久，父亲又向施先生约稿。不知道是替什么刊物代为约稿。1989年7月31日施先生给我的信中说：“告诉你父亲，洪野文我不写了，想想，没有更多的事可说，已经写过一篇，再来一篇，自觉口臭。”估计后来没有再写。
在1989年2月27日给父亲信的反面，施蛰存先生给我写信，并且在前一封信中寄了一份剪报，是季子写的《印话三则》，刊于1989年2月21日《团结报》上。文章一开头写：“老友施北山先生……”
我不知道施北山是谁，也不知道季子是谁，写信去问。施先生回信说：“我小妹：施北山当然是我，季子是老友周退密。”接着又说：“你的戏成功了，有多少经济效益？”那时，我写的木偶戏《迷人的雪顿节》获得全国少数民族剧本的团结奖，经济效益嘛，似乎没有。最后他写：“反面一信请呈你父亲，我连信纸也要省省了。”下面署名“北山”。
上世纪70年代末，父亲恢复工作，整天忙着，我有事情要拜访施蛰存先生，父亲让我自己去。当时，房子还没有归还施蛰存先生，他在二楼亭子间里接待了我。
这是一个朝北的小房间，一走进去，就是个靠窗的方桌子，施先生坐在右边，让我坐在左边的“凳子”上。那天去，是问他关于叶灵凤的事。谈的时间不长，当我站起来，向他告辞时，才发现刚才坐的“凳子”，原来是个抽水马桶。我看后心里很不好受，想这样一位大学问家、大教授，居然住房条件如此差……
后来，施先生写信给我，说：“叶灵凤虽然可以说是我朋友，但我只有和他在现代书局同事四年的关系，在这段时期以前及以后，我都不知道他的情况，你要写叶灵凤传，最好另外找合适的人去了解：潘汉年知道他的早期情况，夏衍知道他的晚期情况，都比我知道得清楚。我在三十年代，孤立于一切文艺帮派社团之外，有许多事情，我其实并不知道，因此我不想谈三十年代文艺界的事，非常抱歉。”（1979年5月29日施蛰存致丁言昭）
施蛰存先生的书斋名叫“北山楼”，这个斋名的出处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福建长汀的北山脚下住过多日，对其时其地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另外一种说法，是因为他近30年来历经坎坷，一直住在朝北的亭子间里，故命其名。父亲认为，其实，前种出处是对的，有施先生自己的文章为证，后种出处是采访的客人们为施先生的遭际鸣不平的。
父亲与施蛰存先生的照片，现在能够找到的有1984年11月6日、1988年3月12日、1992年8月21日、1995年4月23日、1996年5月5日，实际上，父亲去看望施先生不止这些日子。
在当代文化界，像施先生这样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兼涉创作与史论的大学者，已不多见了。他对父亲说：“我的文学生活有四个方面，故以四扇窗子为比喻，东窗指中国文学；西窗指西洋文学；南窗指创作生活，因为我的创作代表中国的南方文学，也就是楚国文化的传统；全国解放以后，我的兴趣转入金石碑版，这就又开了一扇北窗，因为这是冷门学问。”
接着，施蛰存先生拿出新近出版的书：东窗有《唐诗百话》，南窗有《施蛰存小说集》，西窗有《域外诗抄》，北窗有《水经注碑录》。
施蛰存先生自1930年代起，被人为地排入所谓“第三种人”以后，一再受到不公正待遇。可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大难中发奋治学的传统精神，支持了他的生活信念，在逆境中他的学问愈做愈大，学术道路上愈走愈宽，终于成为一座八方来风的宏大构建。
打这以后，我写信的开头，总称施蛰存先生为“北山伯伯”。还时常与父亲一起去看望他。1996年春节过后不久，施先生传话来，要我帮他送近作《沙漠上的脚印》给两位德高望重的女作家：赵清阁和罗洪，她们俩都住在吴兴路，相隔不远。我骑上自行车，一溜烟就完成任务了。
送完书，我在电话里向施先生进行了汇报，老人问我：“小姑娘在写什么？”
“我在写《丁玲传》，要您老师指教呀。”
这时，电话里传来老人的笑声：“哎哟，小姑娘不简单！丁玲、戴望舒和我是1920年代中上海大学中文系同学。我看不了许多，挑一章送来看吧。”
施先生在1996年4月18日给我的信中又一次提到《丁玲传》，并说：“你写丁玲传，我很怀疑，能否写得好？给我看几章。”
其实，当时持这种观点的不少，连父亲也觉得我写不好《丁玲传》，但暗中还是为我寻找资料、介绍一些人，提供方便。（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
我自有自己的看法。
莎士比亚的剧本，不同的导演有不同的演法；为丁玲写传，也有许多种写法。或仰视，或俯视，或平视，站在不同的视角和方位，自会写出各有千秋的丁玲传。
尽管到1990年代初，已有好几种丁玲传问世，但是我还是想写，我觉得中国的女作家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就是丁玲。写好丁玲是有一定难度的，她的人生遭遇、革命经历、创作生涯，桩桩件件看似透明度极高，却又有道不明说不清之处。正因为有难度，才更具有挑战性。
父亲和我经常到施家去。1996年5月5日，我们又到愚园路去。由于到得比较早，施先生正用早餐：一只粽子、一个鸡蛋，还有6个枣子的汤。老人唯恐听不见我们说话，便戴上助听器，大声地说：“还是吃粽子方便。我不喜甜食，爱吃肉粽。我让儿子每周从乔家栅买七只粽子，每天一只，刚好吃七天。”
听了老人的话，我和父亲相视一笑，便说：“乔家栅在我们家旁边，今天我们就替你送粽子来了。”
老人忙说：“谢谢，谢谢！”接着就发表了对粽子的议论。他说：“嘉兴和湖州的粽子不错，淮海路上的土特产商店有卖。现在价钿贵了，味道反而不及从前了。乔家栅的肉粽还可以，不过全是木乎乎的精肉，也不合老人的胃口。顶好是夹精夹肥。我倒想出一个办法，过几天我来设计，让保姆用夹精夹肥的肉酱当馅子，包成的粽子味道一定蛮好。”
大家都笑了：“施先生办法好，可申请专利权，取名‘施氏肉粽’。”
“这种粽子适合老年人胃口，一定会受欢迎。我要保姆包好了，请你们尝尝味道。”
说完粽子之事，父亲问施先生关于戴望舒与施的妹妹谈恋爱的情况，还说到《现代》杂志上有张照片等等。
这时，我将《丁玲传》的一章《冬夜漫长》，即讲丁玲与冯达的那章给施先生看。施先生说，他写过关于丁玲的文章，大约在1980年代。根据施先生提供的线索，我在1986年7月26日《新民晚报》和1981年12月出版的《艺谭》第四期上，找到他写的两篇文章，分别是《丁玲的“傲气”》和《怀丁玲诗四首》。
施先生回忆1920年代在上海大学上课的情形，写道：“每堂上课，总是男生先进教室，从第三排或第四排课桌坐起，留出最前的两三排让女生。待男生坐定后，女生才鱼贯入教室。她们一般都是向男生扫描一眼，然后垂下眼皮，各自就坐，再也不回过头来。”因此，坐在丁玲后边的施先生，与她同学半年，光看到她的后脑勺，只有当老师发讲义，让第一排的同学传给后排时，才偶尔打个照面。所以施先生在诗里说：“六月青云同侍讲，当时背影未曾忘。”
经历几年的写作，我不断地得到父辈和朋友们的帮助，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努力踏上更高一层的台阶。1998年5月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1998年1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也出版了该书。我自以为是我写的几种现代作家传记中最好的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