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克勤
在大学本科教过我的老师中，章培恒和陈允吉两位老师是与我在校时来往最多且在我工作后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的，这不仅是因为我是他俩任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的课代表，而且也是因为我毕业后从事的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工作与他俩的研究著述有关。关于章培恒老师，我曾经撰文表达对他的怀念之情。允吉老师的大著，我也曾经写过书评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意。值此允吉老师八秩大庆之际，回忆当年随允吉老师读书的情景，虽已有30多年，仍记忆犹新，因为允吉老师上的课给我们留下了生动难忘的印象。
我是1979年9月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的。1981年上半年大学二年级下的时候，我们开始了为期三个学期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的学习，这是整个大学时期课时最多的一门必修课，分别由章培恒、陈允吉和李平三位老师讲授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和元明清文学。班主任让我担任这门课的课代表，这样我就有了与三位老师联系的机会。第一学期的课由章培恒老师上，章老师的课以条理清晰、富于思辨性和启发性为特色。章老师是给我们上必修课的第一位教授，那时他刚从日本讲学载誉归来，还很注意仪表，西装笔挺，头发也梳得很整齐，上课时不苟言笑，确实有一副名教授的派头，很快赢得同学们的崇敬。第二学期的课由陈允吉老师上。陈老师虽比章老师小五岁，当时也就四十又二，职称还是讲师，但他瘦削的脸，干瘦的身材，衣着随意，乍见之下显得比实际年龄大。陈老师上课生动，讲话风趣。他是无锡人，可能是喜欢听评弹的缘故，上课时讲到得意处，嘴角一扬，有时还击桌感叹，声情并茂，像说书一样，很快赢得同学们的好评。
我们当时用的教科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集体著的《中国文学史》三册本。与章培恒老师一样，陈允吉老师上课也不按照教材讲，而是按照自己的教学大纲讲，有心得的地方讲得滔滔不绝，兴趣不大的就带过，让同学们自己看书自学。章老师讲课多提出问题让大家思考。陈老师讲课多补充材料让大家增加见识。记得陈老师讲唐诗时就给我们介绍钱锺书先生《谈艺录》中“诗分唐宋”的观点，在讲李贺诗时又多次引述钱先生《谈艺录》“长吉诗屡悲光阴之速与年命短促”的观点。当时，钱先生《谈艺录》（补订本）尚未出版，于是我就到学校文科阅览室借阅了这本30多年前出版的老版书，开始了读钱著的历程。
当时，许多必修课都有老师辅导学生的安排。陈老师基本上是每周有一个晚上到我寝室，给同学解疑答难。同学们不仅会问学业上的问题，还会问老师人生、时事等各方面的问题。陈老师谈笑风生，不仅谈学问，还会谈大家感兴趣的球赛影视。当然，也有一本正经的时候。记得当时复旦大学分校戴厚英老师写的小说《人啊，人！》引起争议，同学们问他的看法，他说没看过。同学说借给他看，他说不必，因为万一看了，别人问你对此书的看法，你不说是欺人；说了，有可能会惹是生非。
那时一吃过晚饭，同学们多抢着去阅览室或自修教室去看书了，除了复习迎考阶段，平时来问学的同学不多。于是，陈老师坐一会，见没有同学来，便拉着我围着学校正门对面的大操场（现为文科大楼）散步。他当时有胃病，所以有散步消食的习惯。我常常陪他一走就是一两个小时。允吉老师记忆力超群，一路上，他会讲复旦老师特别是中文系前辈的轶事，他自己的治学经历，还有我也感兴趣的解放军军史。陈老师告诉我，他毕业留校后，曾与潘旭澜老师住一个宿舍，潘老师研究杜鹏程的小说《保卫延安》，对解放军军史很熟悉，经常与陈老师聊，于是陈老师也熟谙军史了。潘老师后来以研究太平天国史闻名学界，其实他的研究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
陈老师那时已经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发表了多篇唐代文学与佛教关系研究的论文，新意迭出，影响很大。他告诉我，他1962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留系任教，随陈子展先生研读《诗经》，撰有《〈诗序〉作者考辨》。后来，兴趣转移到唐代文学研究，写了多篇研究唐代文学的论文，前辈鲍正鹄先生开玩笑说，允吉，你现在是“降格以求”啊！陈老师后来又探究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关系的缘起，写了《东晋玄言诗与佛偈》《中古七言诗体的发展与佛偈翻译》等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论文，他笑着对我说，我现在要“逆流而上”了。
上世纪60年代后期，陈老师因得肺结核回无锡老家休养，开始读佛经，积年而有心得，发现佛教与文学的因缘，并以此展开研究，不仅开拓了自己治学的新领域，也为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他上课时就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同学。见同学们有兴趣，大学四年级第一学期，陈老师又给我班开了一门“佛学概要”的选修课，指定我担任这门课的课代表。
毕业那年，受陈老师的影响，我以《李贺诗风形成之原因初探》作为毕业论文，陈老师担任了我的指导老师。陈老师要求我不要罗列前人的观点，要有自己的分析。拙文反复修改，写了几稿，最后得到了陈老师的认可，成绩等第给了优。陈老师还写了评语：“本文探溯李长吉歌诗风格形成之原因，分析深中理实，兼能融会贯通，见解不乏精当之处，文字表达亦很清楚。这对评述李贺这位颇有争议作家的创作精神及其诗歌特色，是很有意义的。”我知道这是陈老师给我的鼓励之词，但坚定了我的向学之心。毕业之际，陈老师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赠言：“博观约取，温故出新。”
本科毕业后，我考上了本系王水照先生的研究生，随王先生研读北宋文学。三年研究生期间，偶与陈老师在校园相见，晤谈片刻；岁末去陈老师家中拜年，重温耳提面命的教诲。记得陈老师说过怎样写论文。陈老师说，论文一定要有发现发明才写；论文不在于多而在于精；论文写完了不要急于发表，要放一段时间，看看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文字要打磨，不仅要准确，还要尽可能有文采。他基本上保持一年发表一篇论文的节奏，年年有新的成果。每次去拜年，陈老师都会将其大作的抽印本送我阅读。由此，我几乎读过陈老师发表的所有论文。
研究生毕业后，1986年7月，我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一年后，我就接手陈老师《唐音佛教辨思录》一稿的编辑任务。这部书稿是陈老师的第一部论文集，收入论文十余篇。虽然这些文章我都看过，但我还是本着体例认真审读，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得到了陈老师的首肯。这本书篇幅不大，20余万字，发稿后一年就出版了，在当时铅字排印的年代算是出得快的，也成了我编辑生涯中编辑出版的第一本书。这本书出版后，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荣获第二届（1988-1991）全国古籍优秀图书奖一等奖。此后20来年，我与陈老师不时在复旦大学开会的场合见面，陈老师还应邀参加了我班同学入校20年的聚会，同学们看到陈老师都倍感亲切。陈老师又陆续在我社出版了他主编的《佛经文学粹编》、他与学生合作撰写的《李贺诗选评》和他的又一部论文集《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等，这些书都是由我负责编辑出版的。在读这些书稿的过程中，似乎又回到了随陈允吉老师读书的年代。
允吉老师退休以后，以吟咏词章为乐,写了一组追怀复旦中文系前辈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陈子展、蒋天枢、赵景深、吴文祺、刘季高、王运熙等先生的旧体诗，充分展现出允吉老师对前辈的尊重和他惊人的记忆力。每一诗出，允吉老师就寄我阅读，我也仿佛又回到陪他散步听他聊天的学生时代。30多年过去了，允吉老师初心不变，生活习惯也没变多少，还坚持散步，脚力仍健。2016年夏，上海古籍出版社假座淮海路社会科学院会场，举行《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典藏版发布座谈会，允吉老师应邀赴会，他从复旦住处步行来到会场，即席回忆他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几代编辑的来往和他与这套丛书的关系，依然是那样精神矍铄，依然是那样思路清晰和健谈。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乐，仁者寿。”出生在太湖畔的允吉老师无疑是一位智者，正因为葆有良好的心态和生活习惯，他不但快乐，而且长寿。值此允吉老师欣开九秩之际，我就以此小文为老师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