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

    我对孙犁先生晚年的那次婚姻及当事人张保真女士颇为关注，还在《美文》杂志上写过一篇《据说我见到的是孙犁夫人》的文章。近日偶然在图书馆里发现了一本苑英科先生所著的《崛然独立：孙犁纷争》（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翻阅后，对孙、张为时五年左右的一段婚姻之缘起、矛盾、睽离，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

    关于孙、张这场失败的婚姻，张保真未曾置过一词，甚至连她后来的下落也成了个谜。只知道与孙犁分手后，她曾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当编辑，大约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退休，此后“万人如海一身藏”。正如苑英科所言：“不置一词，更不现身，长久保持沉默，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我想起当初与她的一面之缘，想起她抱着双臂（似乎是这样）站在招待所的院子当中，面带微笑，那风度是颇为儒雅得体的，是一位很有内涵的知识女性。她与孙犁先生分手后，对有关的一切缄默不言，更是智慧的表现。

    张保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52年那届的毕业生，和乐黛云是同学，后进入丁玲主持的中央文学所学习，翌年4月到《人民文学》任编辑，处理翻译作品和儿童文学稿件。这一资讯来自于白榕先生的回忆文章

    《京城往事（五）》（载《江淮文史》2004年第六期）。白榕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与张保真同时到《人民文学》工作，下放青海后调到安徽省文联任专业作家，是著名散文家。

    苑英科通过艰辛考索在书中揭示了有关张的“蛛丝马迹”，“《朔方》1983年11期，发表了署名张保真的一首诗，名为《普陀山的问讯》”，并全文转引，说：“如果这位张保真就是孙犁的续弦者，那么这首诗就有了弦外之音。”他分析道：“这首诗，与其说是作者对一位遁入空门的少女的问讯，不如说是对作者自己的问讯……”

    张保真似乎总是喜欢用借喻或寄托的方式为文，她发表于《安徽文学》1987年第十二期散文专号第一篇的《人间惟有情难诉》，写的就是对植物——树的情愫。

    这篇大约3000来字的文章还是有一定信息量的：

    我爱树，不仅仅从它的实用价值，如保持大自然的生态平衡，以及烧水煮饭桌子板凳等等的需要出发。在众多令人目眩神秘的色彩中，绿色最能使我眼目清亮；白杨那永不休止的萧萧告诉我，我所寄身的世界清凉可喜，适宜生存。也许是一种畸变，我往往泯灭了物我的界限，把树看成慷慨富足的朋友，无餍地向它索取心灵的慰安。每当我因得了不足道的什么而欢喜时，它能使我心情淡泊一些；每当我因失去了不足惜的什么而悲伤时，它能使我心情开阔一些；它委实帮助着我，在崎岖多变的世路上尽量不失去心理的平衡，至少为时不要太长，倾斜不致过巨。每当绝望的浪潮袭来，我宁愿暂时离开人群去与一棵随便找到的树相对，心也因此比较容易地由沸腾转入了平静。在需要的时候，我的灵魂便和归巢的鸟儿一起在树枝上栖息，我深深地感到了它们的恩情。因为，抚慰也罢，劝解也罢，启示也罢，本不一定非借助语言的形式出现不可，它们那挺拔的躯干、清华的风姿，它们那深固于大地的执着与永远向上的顽强，本身就告诉了我，一切的生物都应该这样站立在天之下、地之上，还有弥足珍贵的，它们那亘古迄今的沉默，使我多么愿意收起喋喋不休的舌头，换上一个深沉的品格。我怎么能够否认呢，无论在精神世界还是物质世界，树都是一种稳定的力量。

    之所以摘录这么一大段，一方面是可以见识作者的文采，同时也可以看出作者的心境。虽说是托物言志或借物抒情，今天看来也可说是非常直白了，而其中有些词汇或者说表述尤其耐人寻味。如“也许是一种畸变”，“每当我因失去了不足惜的什么而悲伤时”，毫无疑问，这其中所指也当包括孙、张婚变。而“在崎岖多变的世路上”，“绝望的浪潮袭来”云云，更可见出作者所经历的世事沧桑与遭遇的打击之大。而树的风华、镇静，对于她而言，不仅是抚慰更是一种深刻的兆示与启迪，所以她才寄情于树，深情地咏出对树的赞歌。张保真后来果真消失于人海，仿佛遁身世外，或许正是从树身上获得启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