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

    戈鲲化、戈朋云父子，都是近代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人物。

    近代中西交接，人员往来，货物对流，信息交汇，异质文化之间逐渐出现一批双视野人。他们视通中西，从事与不同文化联系、交流、会通相关的活动，或传教（如马礼逊、麦都思），或行医（如雒魏林、嘉约翰），或从事教育、出版工作（如理雅各、傅兰雅），或多业兼营（如林乐知、李提摩太、李佳白、卫理贤）。他们既有来自欧洲、美国的，如上述诸人，也有出自中国的，如容闳、王韬、沈毓桂、唐廷枢、颜永京、蔡尔康。由于近代中国处于文化入超地位，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就人物互动而言，欧美流入的多，中国流出的少，上述所列人物均以中国为活动基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戈鲲化（1836-1882）作为光绪初年就到哈佛大学传授中国文化的教授，其意义就相当突出。

    戈鲲化赴哈佛执教，直接的人事关联，一方面是宁波税务司、美国人杜德维热情推荐，杜曾受教于戈，对戈有良好印象；另一方面是戈鲲化欣然接受。戈在赴美之前，就先后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英国驻宁波领事馆任职。他思想开明，对西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持比较平实、开放与欣赏的态度，对于西洋轮船、火车、西洋建筑，还有上海的《申报》，都有好评。他情商很高，心态平和，所到之处，无论是军营还是领馆，都有和睦的人事关系。他虽然已有秀才身份，但并不想在科举道路上苦磨硬拼。这是他能够在外国领事馆工作那么多年，也乐意赴美任教的思想基础。光绪初年的中国，尽管外国公使已经驻京，通商口岸已经成串，传教士已经进入内地，但排外气氛依然相当浓厚，郭嵩焘担任出使英国大臣竟然会被视为汉奸，京师同文馆招收士子学习西学竟然遭到士大夫的集体抵制。在此背景下，戈鲲化能携全家赴美任教，实在是要有相当大勇气的。戈鲲化在西方文化氛围中教授中国文化，时间很短（1879-1882），所教学生也为数寥寥，但其象征意义很大。尽管此前耶鲁大学、加州大学都已开设过汉学课程，但那都是西方学者在西方文化氛围中所开。戈鲲化所教所言所行，其家人的一举一动，他们与美国人的交往，都具有开拓性的文化意义。

    戈朋云（1867-1927）青少年时期受过很好的西学教育。他7岁时，曾入读英国圣公会在宁波所办教会学校读书，12岁随父赴美后，进入当地据称是最好的学校读书，并受洗皈依基督教。1882年其父去世以后，戈朋云返回中国，在上海入读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所办教会学校中西书院。1883年受林乐知推荐留学哈佛大学，1891-1892年间回国。据称，他回国后，因长期不讲中文，“几不能作中国语，见家人，辄作种种手势示其意”（听冰生《人物小志》，《申报》1925年11月25日）。在那个时代，像戈朋云这样能有机会系统地接受那么长时间西式教育的人，除了容闳所带的那批留美幼童之外，在中国大地上微乎其微。戈朋云回国之际，正是国家需要此类人才之时，可惜的是，他似乎没有获得一展己长的机遇。回国以后，他一度在天津炮台、南京等地工作，并未发挥其西学特长。1898年末，受丁韪良推荐，任京师大学堂英文副教习，算是用当其才，但因时局动荡，在京工作时间不长。1899年，他在上海创办中英学社，教授英文，算是为社会贡献其英文长项，但时间似乎也不长。

    戈朋云回国以后，为何没能找到发挥其特长的工作？有史料显示，似乎是由于戈朋云比较清高，不屑于与一些并不真懂西学而自以为懂西学的人一争高低。庚子以后，戈朋云主要在上海、南京等地生活。他有两大贡献都应载入史册。

    其一，他是著名演说家，最突出的活动是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与大闹会审公堂案中，组织公忠演说会，冲在运动前面。后因鼓动罢市，遭清政府通缉，逃亡国外，风声平息后潜回国内。民国以后与书画文学界人士来往较多，但公开演说仍是其重要社会活动。民国初年上海作公开演说的，就演说数量、社会反响而言，无出戈朋云之右者，无论是民众集会，还是学校与机关活动，每每活跃着他的身影和极富特色的演说。戈朋云在演说方面的成就，似与他在美国所受教育有关。他手订的《上海公忠演说会规则》，洋洋32条，可谓近代中国第一部关于公开演说的规则。细读这些规则，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其中洋溢的爱国、民主、自由、平等的文化气息。关于戈朋云在演说方面的贡献，多次聆听过戈氏演说的郑逸梅先生曾有生动的记述，称戈为“上海最早的演讲家”，演说极有技巧，很能打动人心：

    （戈朋云）初登台时，轻描淡写地说上几句话，随口出声，嗓子并不高，或许座位较后者没有听出来，就是听清楚的也以为平平庸庸，毫无奇警之句。可是细细辨味，他所说的却似文章的总冒，作开发下文的张本。于是一句紧一句，声音也一句响一句，说到紧要关头，声色俱厉，使听客的四肢百骸，完全兴奋起来，好像演讲者一颗热烈的心，要从他腔子里跳跃而出。起初漠然的，至此没有个不瞿然注视他，似乎他是发电机，听客都通了电流一般。后来关炯之和会审西官大闹公堂，他又仗义在徐园演讲，作有力的援助，巡捕房派了许多武装巡捕包围他，他不屈不挠，侃侃而谈，巡捕奈何他不得，结果被他说得全上海的商铺都闭门罢市，居然关炯之在公堂上争得了主权，大大的有面子。从此凡开什么禁烟会咧，女子天足会咧，光复时的剪辫会咧，他总是声泪俱下的演讲，收着很大的效果。（郑逸梅：《上海最早之演讲家戈朋云》）

    美国文化氛围比较开放，培养出来的学生，多善于表达，每善于演说。戈朋云在演说方面的成就，当与其在美国所受教育有关。

    其二，倡导家庭教育。早在1905年，在创办公忠演说会时，戈朋云便提出家庭教育问题，强调父母对于其子成人后，宜令其自立、自由，而于其未成人时必严为教诲、约束，以造成其异日自立、自由之基础；让他们从小懂得平等、自由之真谛，懂得压制与管束、奴隶与侍从的区别。1909年，他在南京发起成立家庭教育研究会。1914年，他撰写《家庭教育必要》一书。书凡十六章，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家庭教育问题的见解，认为教育由三个部分组成，即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其中家庭教育应该列为第一位。书中所论家长应当为子女树立榜样与自戒之处，儿童应当具备之美德，处处体现自立、自主、民主等文化特点。

    戈朋云的两大贡献，都与他留学美国有关。中国自古当然也有演说、家庭教育，也有重视演说、家庭教育的论述，但是，将演说、家庭教育问题论述得如此透彻，并努力践行的，戈朋云当为代表。

    戈鲲化、戈朋云父子在近代史上都有一定地位，都很值得研究，对于推动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外关系史、思想文化史（包括教育史）研究，都有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