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记者 陈晨

    新村里孩子多，附近没有幼儿园……这个问题困扰着半个多世纪前的永嘉新村。

    于是当年，永嘉新村里的居民们相互一合计，白手起家开办出了一家新村里的幼儿园，大家亲切地称之为“永嘉园”。自此，这个家门口的欢乐园承载起了新村内孩子们最深刻的童年回忆。如今，这群白了鬓角的老人们回忆起当年在幼儿园的学习生活还啧啧有味：观察小鸟造窝、乌龟孵蛋，有趣极了！

    上世纪50年代，正值生育高峰期，孩子多、师资紧缺，位于中心城区的永嘉新村因为周边没有幼儿园，孩子们都无法就近读书。

    年过花甲的王蕙华回忆：当年，六岁的她每天都要在亲戚陪伴下去数公里外的北京西路小学幼儿园部上学。一天放学，她久等之下不见人来接，便独自乘坐当时的65路公交车回家，可是坐错了方向，惹得全家人乃至整个新村的人都为之着急。所幸，后来她被公交车工作人员送回了家。

    虚惊一场，却引发了邻里间的热议。

    居民们一合计，决定自发筹建永嘉新村内的幼儿园。

    王蕙华回忆说，当时能成立幼儿园首要的有利条件是新村里的一群家庭妇女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个别人还毕业于师范院校。

    于是，永嘉新村幼儿园就这样试着办了起来。居民王慧华的母亲邹莲珍、邓先妍的母亲侯琴如、段震宇的母亲朱佩唐等自告奋勇组建起了这个幼儿园的第一批教师队伍。

    这是里弄居民首次自办学校，居民们都很认真地对待。大家眼中，读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时的这批“老母亲”们达成共识：要扎扎实实打好基础，让孩子们能读上好的小学、考上重点中学，最后能进大学。

    幼儿园创办初期，没有经费，大家完全靠众筹。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她们把新村里一处废弃的旧房屋腾挪出来重新整饬，幼儿园里许多必要的设备也凑不起，不得已从邻里间借来小板凳、小台子、脚踩的风琴等作为教具，而椅子则由孩子们各自从家里带来。

    居民邓先妍回忆说：屋子里没有电风扇，一到夏天，老师们会在屋梁悬起绳子，绳上穿着轻质板，一人负责在下方拉动绳子，让这块板来回扇动，“完全是人力制风。”

    除了艰苦的环境，最主要的还是教材问题。为了更熟悉儿童教育和保育，这些“老师妈妈”们常常参加各类“亲子训练班”“保健员学习部”，自学与孩子相关的心理和健康保育知识，甚至还常常跑去图书馆借阅各类书籍，开拓教学的知识面。

    经过一系列学习，她们从起初只会教孩子们唱成人歌曲、讲述“老虎外婆”这类故事，到后来可以自制教材、自订课程计划，丰富孩子们的学习活动，并根据儿童的年龄特点建立了作息制度。

    她们耐心细致，将幼儿园打理得井井有条：晨间量体温，发现有孩子体温高，即送回家隔离治疗；每天两餐点心，不但口味好，还经常翻花样……孩子们在幼儿园里不仅学到了不少本领，也逐渐养成了好习惯。比如，有的孩子开始养成卫生习惯，有的孩子变得有礼貌。在这群“老师妈妈”们的努力下，幼儿园逐渐迈入正轨，入学的小朋友从最早的13名发展到数十名，以至于几年后，幼儿园还在小区附近租下了一处老洋房，开设了分校。

    有了成功创办幼儿园的“珠玉在前”，此后永嘉新村还自己创办起了一所小学。

    当年从永嘉新村幼儿园、永新小学走出的孩子如今已年至花甲，回望过往，老人们感叹：当年这群从家庭里走出来的“老师妈妈”可不一般，她们有爱心、有责任心、更有文化，不少人有着高学历，总之很会教。“我们从小听她们讲四大名著，学自然科学时还观察小乌龟孵化，基础打得很牢。”

    说来也奇，数百名从新村里幼儿园走出的孩子们都很“有青头”（上海话，意即：明礼、上进、懂事），绝大多数学有所成，考入了大学，工作后也在各自领域有所建树，成为社会栋梁。

    对此，居民们这样揭秘：那份对于学习的赤忱热爱，对于教育的认真负责，深深积淀在这片土地上，也在一代又一代新村居民心中生根发芽、开枝散叶，最终成为一个里弄的气质与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