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怀清
大学毕业迄今，转眼已经卅年。学生时代的一些老师，仍不时记起，其中就有楼仁煊、张禹九二位先生。
第一次见楼先生，是在系里举办的新生第一次见面会上，楼先生作为教师代表发言。发言中楼先生举了一个例句，来说明语言学习的“无止境”。例句是二战中希特勒在进攻英国之前的公然 叫 嚣：“In three weeks,England will have her neck wrung like a chicken.”（“三 个 星 期 之内，英国将像只小鸡一样被拧断脖子。”）丘吉尔则以“Some chicken，some neck!”一句回击。楼先生说，丘吉尔只用了两个some，就化解了希特勒的咆哮当中的戾气，实在是高明得很。只是这两个some，该怎样翻译才好呢？讲到这里，楼先生点了一根烟，送到嘴里深吸了一口，在一片烟雾缭绕当中，他缓缓地自言自语道：这是怎样的小鸡，又是怎样的脖子啊！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楼先生给我们开讲翻译课，中间还一度客串过我的俄语课。只是这些课堂上的印象，就总没有新生见面会上的那一幕记忆深刻。
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的选题与翻译有关，自然就分到了楼先生名下。记得我论文写的是晚清翻译家严复。当时查阅严复的文献资料，还不像现在这样方便，所以论文写起来也就不怎么容易。班上不少同学的论文已经完成，我还在时不时地去楼先生家里拜访请教。印象中那时候楼先生也没有跟我谈多少严复，有时候只是把他桌子上摊开的手稿中的几个句子指出来，让我试着口译一下，然后再点评一二。
我那时候对于楼先生的经历，其实全然无知。直到准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略做了一点功课，才知道1950年代，楼先生在北京《工人日报》担任外文编辑的时候，曾经翻译出版过不少东西，尤以翻译苏联的东西为多。现在网络上尚能检索到的主要有《时间在生产中的价值》(莫洛佐夫著，楼仁煊译，工人出版社1954年)、《我们怎样更好地完成每道工序的工作》（真达罗娃撰，楼仁煊编译，工人出版社1953年）以及《店门大开》［阿尔古诺娃著，童新（楼仁煊）译，工人出版社1957年］等七种。
2015年4月23日，《文汇报》上发表的一篇《是这样读起书来的》的文章中，还提到楼先生当年翻译的《店门大开》这部苏联小说，“那时读书，胃口很好，食量吓人。无论什么难懂偏僻的书，都可以囫囵吞枣地读下去。比如两本描写苏联商业的小说，一为《店门大开》，一为《我们切身的事业》，竟也读得津津有味。”可见楼先生几十年前的工作，并非是全然无用无益。而1950年代的楼先生的那种发展势头，要是能够一直保持下去，又会是怎样一种局面啊！
至于跟张禹九先生的第一次“见面”，就多少有点戏剧性。
也是新生报到不久，辅导员到我们宿舍来，点了几位同学去做“义工”，给一位即将调到我们系的知名教授打扫房间。去了之后才知道，这位知名教授就是张先生。后来直到敢在张先生面前偶尔开点玩笑的时候，我才提起当初曾给张先生担任过扫撒清尘的“书童”或“护法”。张先生听明之后笑着说：还有这段因缘。
张先生上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北大西语系，系里同学中一直流传着他曾给郭沫若担任过外文翻译的说法，是否属实我不知道，后来跟张先生熟悉起来之后我也未曾请问。不过张先生的语言文学修养，却是公认的。只是张先生担任的“美国文学”一课，好像直到大四上才开，所谓“真神难见”，此或可为一证。
不过说到张先生的上课，当年曾临场受教的其他同学的印象如何我不知道，我自己也是在大学毕业一二十年之后，才逐渐对张先生上过的课多少品出来一点味道。
在张先生讲过的美国文学作品中，我印象较深者有二，其一是亨利·詹姆斯的《黛西·米勒》，其二是大卫·梭罗的《瓦尔登湖》。说是印象较深，是指张先生的教授方式绝对独一无二。这种方式是否是前无古人我不清楚，但后无来者这一点大概是可以肯定的。当年的“美国文学”课上，张先生基本上就是“照本宣科”。所谓照本宣科，就是照着文本读——《瓦尔登湖》，张先生就是用这种方式宣读了其中几节。读的时候，张先生一手拿着作品，另一手或者撑着桌面，或者插在裤子口袋里。宣读当中会有一些词句解释，但基本上就是这样一路下来。我想那时课堂上同学们或可欣赏者，除了张先生绝对标准的读音，大概就只剩下他那绝对洒脱的站姿仪态了吧。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门初开，同学们对于美国还甚觉遥远模糊，至于梭罗所写的那个湖或者池塘的意义，亦感到很是渺茫。但张先生那种滋滋有味、自得其乐的“朗读”，又分明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或魅力于其中，只是我们当时尚不得要领。所以，无论是张先生的讲课，还是所学的那些作品，似乎都有种不得其门而入的茫然感。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20多年之后，当我有机会来到梭罗的康德科镇，来到“瓦尔登湖”旁边，尤其是来到梭罗当年在湖边“结庐而居”的遗址的时候，张先生当年课堂上的那种自得其乐的“乐”，似乎才慢慢地在我心中有了些回应。我也用这种不可能复制的方式，完成了一次与20多年前上过的一堂课的“修复式”的回访。其中滋味，难以为外人道。
张先生当年这种上课方式，换成其他任何一位老师，恐怕早就被学生们轰下讲台了。但张先生的课，就是有种说不出来的魔力。或者亦因为此，学生们学不好，只会怪自己愚钝或不努力，永远不会怪罪到张先生头上。
张先生是地道资深的美国文学专家，他的一些翻译作品，列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之中，或者由上海译文、中国文联、湖南人民、长江文艺等知名出版社出版。他的惠特曼翻译及研究、海明威翻译与研究等，在国内外均有影响。
我与张先生的更多接触，是在留校任教之后。没有想到的是，任教几年之后，我竟然接棒张先生，承担了原本由他主讲的本科生的“美国文学”一课。后来我才知道，这得益于张先生的推荐。刚毕业那几年，我尝试着在国内几家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几篇译文和论文，没想到这些东西张先生大都注意到了。再后来我到复旦来读书，张先生也甚为肯定，说过不少鼓励的话——张先生一般惜话如金，他说过的那些话，有些我至今仍记得。
楼先生、张先生不仅是我大学时期的授课教师。楼先生还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教授，而张先生更是将我引上后来的学术道路的第一位“引路人”或者人生榜样。对于他们，我一直怀有一种特殊的敬重和感激。
去年冬季武汉大雪。我们夫妇二人搭乘高铁自沪回鄂探亲。车过安徽金寨、六安一带，远山近坎之上，依然是白雪皑皑。我曾口占“空山雪寂寂，转瞬余苍茫”一句，描写当时临窗所见。在武汉，我们第一次步行穿过新建的沙湖大桥，踏着厚厚的积雪，从武昌水果湖来到对岸的宝积庵。我没有想到的是，尽管这一带已经全部开发改造，我竟然还能够循着往时印象，找到进入母校的后门。当看到当年母校唯一的一幢教授楼的时候，我的记忆就像是那寒冷之中的积雪亦难以完全封锁的沙湖……只是当年在教授楼里进出的楼先生已经去世20多年，而张先生也快90高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