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育飞
初次阅读郑珍（1806-1864）及贵州沙滩地区黎庶昌、莫友芝等人诗歌时，汉学家施吉瑞先生便被这些晚清诗人的“现代性”所震惊。这些诗人身处中国内陆，却迅速接受了西方的海洋文明及工业化的新世界，这促使施吉瑞进一步研究，其成果便是《诗人郑珍与中国现代性的崛起》。
郑珍，字子尹，贵州遵义人，举人，虽仅担任过荔波县训导的低级职务，但作为清代“宋诗派”健将，诗歌成绩突出。陈衍称其“……历前人所未历之境，状前人所难状之状，学杜韩而非模仿杜韩，则多读书故也，此可与知者道耳”，道出郑珍与前代诗人的迥异处，即开拓了新的境界。
《诗人郑珍与中国现代性的崛起》共分五部分，包括绪论、生平、思想和文学理论、主要风格和主题、作品注释。该书最大特色是始终将“中国现代性”作为观照的视角，通过剖析郑珍诗文，归纳其现代性。
在列举了郑珍的现代性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后，施吉瑞提出，郑珍的现代性积极方面“全部来自中国，没有西方文化的影响”，消极方面则在1840年以后显著增强。譬如郑珍对传统的质疑可能出自对科举考试的反思，也来源于乾嘉考据对经典的重估，但质疑之后却无传统之外的道路可走，自责与焦虑就不自觉地产生了。受鸦片战争的影响，清朝的政治与经济逐步衰弱，偏远的贵州也受到冲击，郑珍思想上的危机感和精神上的迷茫随之增加。
在郑珍的诗文中，施吉瑞重点选取“人境类诗”与“自然类诗”进行诠释，以为郑珍活用这两类中国诗歌的传统，以描绘彼时真实而生动的中国，并表达他触摸到的现代性。如郑珍中年时所写诗句：“败床眠白鲤，疏坞出黄橙。”（《铜仁江舟中杂诗六首》）“延江万丈底，死绿凝一线。仄行酸腿酥，俯睨刚胆战。顾后舚幸过，惊前呀猝转。”（《南渡河》）已非从前一味欣赏与赞美自然，而是把大自然的恐怖、衰败与超然之美混杂而呈现出来。为此，郑珍在晚年从自然山水的写作退缩回山水画的题咏上，在他为沈周、仇英等人画作的题诗里，对自然的陶醉似乎转瞬即逝，一如他自己所言：“此境人间本无主，谁其寄之即暂据。”施吉瑞认为：“郑珍中青年时代对自然的光明面和阴暗面独具一格的探索，令他能将中国自然诗现代化，从而为我们描绘出他所生活的那个可怕的新时代难以泯灭的景象，而他晚年从对真实的自然的欣赏退缩回对山水画的陶醉这一事实，预示出后续中国文学的发展途径。”
此外，施吉瑞重点分析了郑珍的叙事诗，认为此类诗歌为中国留下了最感人与真实的晚清写照，并指出郑珍及其同代诗人将古代长篇叙事诗的技巧推向巅峰。提供郑珍诗歌现代性的例证还在于郑珍创作了大量知识型的诗歌，表现了对数学、天花、农具、养蚕及其他科技方面知识的兴趣。
至于技法方面，郑珍等人宗法宋诗，“也是郑珍现代性的一个主要方面”。施吉瑞认为，郑珍等19世纪的宋诗派诗人“学到如何以开放的眼光看待世界、重新与社会和朝廷的迫切需求接榫、与人分享自己在学术和思想方面的心得、在前代文人都未曾面对过的萧瑟和无望的年代中发现希望”。
如何定义现代性？施吉瑞未给出确切定义，但从其追溯研究中国文学作品现代性的学者名单葛瑞汉、燕卜逊、华生、卜正民、苏文瑜等人看来，他所探讨的主要是现代性中的文艺成分。
何谓文艺的现代性？赵一凡认为“既是自由表达的欲望，也是理性自身的叛逆”（《西方文论关键词》）。江弱水在《古典诗的现代性》一书中梳理得出，六朝文学、唐诗、宋词都具有现代性。小说领域，王德威所谓晚清小说的现代性表现为颓废、有别于革新与革命的复杂心态、泛滥的情感与理性冲突及对谑仿的偏爱，这些要素与施吉瑞所谓晚清宋诗派诗人的现代性特征有某些重合处，但差异也相当明显。施吉瑞归纳的女性主义、种族平等及热爱科技等特征，可能来自更为宽泛的现代性定义。
值得思考的是，郑珍等晚清诗人流露的现代性特征与唐宋诗人甚至六朝文人的“现代”特征有何本质区别？不可否认，在郑珍等人的一些诗作中，具备了“现代感觉”，且刻意突出时代特征。郑珍云“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个体心声而不泥古的心态呼之欲出。
郑珍诗歌中，对女性的同情与关注、对秧马等农业科技的关注、强调个性和理性主义等，在前代诗歌中并不鲜见，如果这些都能称为现代性，则中国现代性的源头可能大幅提前。然而，这些文人所普遍具备的思想能称为“现代性”？由此，如何在时间坐标上整体看待晚清诗歌也成一大问题：晚清诗歌是中国古典诗歌的辉煌结束，还是中国现代诗歌艰难的初阶？将其看作古典时代的终结，意味着其中实际并不具备特殊的现代性资源；将其当作现代性诗歌的开端，则可能面临后继无人的批评——毕竟，新诗与古典诗歌在体式上差距甚大，而民国以后的古典诗歌尽管数量惊人，但很难说与中国的现代化同调。
从晚清诗歌中探寻中国现代性如何崛起，是有趣的研究尝试。一些迹象表明，这种研究思路可能受西方历史学界“去中心化”思潮及“文化多元”理念的影响，具体而言则是“在中国发现历史”或“中国中心观”的推动。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和《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及布朗《娱乐：从艺术、古董主义到中国现代史学》等著作，也试图从学术史、思想史及传统金石学的转型中解释清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其中都暗含中国现代性起源于本土的思维底色。
在整个晚清，郑珍的实际影响仍稍显局部，这与他生活于西南一隅、并未大量接触西方有关。欲从晚清诗歌中寻求中国现代性崛起的源流，陈三立、郑孝胥、易顺鼎等宋诗派诗人可能是更好的选择。至于诗歌的地域，也应移到中西交锋激烈的东南地区。听闻施吉瑞已将研究视野转向晚近上海地区的诗歌，这可能为诗歌与中国现代性的研究带来更有价值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