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衡 周振华 萨斯基娅·萨森 吴志强 蒋传海 周其仁
2018年4月1日，上海人民出版社、格致出版社联合多家单位在上海中心举办“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全球城市理论前沿与上海实践研讨会。主题演讲环节由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权衡主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萨斯基娅·萨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周振华教授、上海财经大学蒋传海教授和同济大学吴志强教授围绕“卓越的全球城市”话题分别作报告。本刊编选部分发言内容，以飨读者。
“全球城市”不同于“中心—外围”模型的国际大都市
周振华：感谢前来参加会议的各位专家、老师和同学们，我在这里抛砖引玉，简单谈两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和研究全球城市，甚至把它作为上海城市发展的战略定位？我们如何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
第一个问题可以从世界、国家和地区等多个层面来考量。从世界层面来讲，全球城市这个新范式的塑造主要受到城市化、全球化和技术变革这三股力量的推动。21世纪是城市世纪，已经有 5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创造了全球近80%的总产值，到本世纪中叶，城市人口预计可以达到66%，所以城市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体。城市之间的高速流动，引发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城市中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和壮大，必然引发大量的消费需求，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和印度，现在这两个国家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仅占全球比重的 5%，但是预计到 2050年，将有一半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来自这两个国家。
第二股力量是全球化，国家之间的商品、服务以及投资的流动量，从 1990年的 5万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30万亿美元，占同期GDP的比重从24%增长到39%，目前出现了新的流动，即跨境数据和信息的流动增长非常迅速，所以城市在全球化背景下同样受到空间压缩的影响，日益成为全球流动量的主要节点。
第三股力量是技术变革，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传统地点空间和新型流动空间的互构，加速资源的全球流动，并且日益凸现出城市作为流动节点的重要性。在这三股力量的交互作用下，城市日益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力合作，并形成了一个世界城市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城市依据全球的网络连通性构成不同的节点，而全球城市就是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基本节点，在全球资源的流动和配置当中起战略作用，这与过去基于 “中心—外围”模型的国际大都市有着不同的性质和内涵。
这是从世界层面来考虑的，如果从国家层面来讲，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中国的不断崛起并引领和主导全球化，必然要呼唤新的全球城市的崛起。全球城市作为全球化的产物，作为全球化的空间表达，它必将出现在全球化主流经过的地方，所以全球城市是随着全球化的主要流经路线的改变而动态变化的。
此外，世界经济重心继续东移，亚太地区将涌现出一批全球城市的集群。中国是亚太经济中的一个经济集成国，人民币也日益国际化，近来欧盟也开始使用人民币替代美元。此外，中国也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中国会逐渐成为全球化的引领者和主导者，所以势必要求有卓越的全球城市在本土崛起，在全球资源流动和配置当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此意义上，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是一个国家战略。
从地方层面来看，上海是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的最优选。首先，上海是上世纪30年代远东经济金融贸易中心，本就具有开放、创新、融合的城市基因。其次，在改革开放40年中，上海已经逐步形成了具有全球主义取向、综合性的全球城市发展的基础，很多学者在研究上海对外连接的时候，就发现上海与欧美发达国家城市之间的连接甚至要超过香港、新加坡，更具有面向全球的倾向，同时也更具有综合性的功能。与此同时，未来30年的上海同样具备进一步发展成为高能级的总部集聚、具有大规模流量的战略性全球平台的基本条件。比如上海积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就是促使上海迈向卓越全球城市的基本条件之一。
那么，我们如何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从思想和观念上来说，首先要深刻认识全球城市的内涵，准确把握城市发展的方向。通过规划面向未来30年的上海发展战略，学术界对全球城市的概念、内涵都已经比较清晰，但社会上还存在一些模糊的认识，这些错误的认知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实践和行动产生偏差。
使用 “全球城市”来替换“国际大都市”，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替换，而是一个理论范式的变革。城市理论基本模型由“中心—外围”转变成网络节点模型，由中心的地点空间转变为节点，中心与外围的关系是等级的竞争关系、层级关系，而网络节点之间的关系更多是合作关系。
与之相应的是指导思想的改变。过去，我们说上海是长江流域的龙头，带领长三角和长江流域的发展，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现在我们把上海定位于卓越的全球城市，是深耕长三角和长江流域，服务国家战略，面向全球资源战略性配置。除了指导思想的转
变，行动策略上也应有所改变。以往强调城市内部资源的集聚，现在注重城市外部网络的连接，因此，我们的目标不再是单纯地积累财富和资本，不再是一味地追求GDP规模，而是要发展城市的服务功能、平台功能和连接功能。城市的发展不再局限于上海市域内的功能配套，而是要融入区域一体化，寻求区域内的功能互补和配套，并且在全球城市区域或巨型城市区域中来确定上海发展的核心功能，动态地疏解城市的非核心功能。从战略角度来看，我们对外的网络联通度虽大，而大部分是外部引入的连接，自发触动的连接相对较少，很多平台包括大的市场，能级较低，我们离卓越的全球城市这个目标远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尽管全球城市演化有它自身的规律，而夯实基础始终是必要条件，而我认为核心的基础是优化营商环境。一个好的营商环境能够吸引各种全球性的功能机构和公司集聚于此，全球城市的能级恰恰是靠这些机构和公司的集聚程度来实现的，如果没有好的营商环境，即使其他条件，比如区位条件、硬件设施等再好，机会来临之际，也无法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世界城市网络不同于一般社会网络，它是一个三层结构的网络，而全球功能性的机构和公司是其中最主要的一层，因此吸引这些机构和公司就成了最关键的问题。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人才。过去，人才随着机构和公司走。这样的局面已经改变，全球竞争日益转向人才竞争，因此，在营商环境中，吸引人才的环境和条件显得日益重要，而吸引人才的主导因素是他们能否在这座城市里获取更多发展机会，获取更多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倒并不主要在于城市为其生活提供了多少便利。
至于如何发挥战略优势，需要改变以往补短板的管理学思维，转而拉长板，把城市的核心功能做大做强，非核心的功能则有序地疏解出去，在长三角的城市群中实现功能互补和综合配套的格局。上海现在提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际上是建立全球城市过程中的战略布置，而这一布置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无法在上海的市域范围内实现目标，打造卓越的全球城市，必须将上海置于全球城市区域当中。
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必须具备强大的吸引力、创造力和影响力，所以如何打响上海的城市品牌，需要提高到全球城市功能的层面。现在上海提出的 “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这四大品牌，这些都要放到如何增强全球城市功能的层面上来考量。
最后，从谋划和实干的角度来说，上海的城市建设要顺应全球城市发展新趋势，紧扣中国崛起的步伐。全球城市本身也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化而动态演化的过程，今天，上海、纽约、伦敦等进一步提出“科创中心”或“文化大都市”等规划，这就说明城市发展的未来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功能，而是更加综合的功能。与此同时，中国崛起的速度很快，上海要适应这种快速的变化，配合国家战略的需要，大胆创新，高速发展。
全球城市最核心的的逻辑是中介化
权衡：感谢周振华教授的精彩演讲，下一位演讲者是“全球城市”概念的提出者萨斯基娅·萨森教授。萨森教授是当前全球化和全球城市研究领域最知名、最活跃的专家之一，1991年出版的《全球城市》首次提出了“全球城市”的概念，这一定义至今仍被学界和政策部门广泛接受。今年8月，萨森教授《世界经济下的城市》一书的最新版本将由著名的学术出版社Sage出版，而周振华教授新近出版的《全球城市》的英文版同样将由Sage出版。学术界和出版界交流互动，一方面把国外研究城市的学术前沿成果引进来，同时也想把中国的最新研究成果推广出去。
十多年前，上海社科院举办过一个城市研讨会，萨森教授和周振华教授在那次会议上就全球城市的发展提到了很多精彩观点。我印象最深的是，全球城市和服务业发展的背景下，收入分配的发展趋势。全球城市发展受服务业分化的影响，收入的不平等和差距会扩大，如果这个假说成立，或许就可以解释经济学中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后半段在很多国家没有发生的原因。库兹涅茨假说为什么没有存在，全球城市的理论框架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下面我们有请萨斯基娅·萨森教授发言。
萨斯基娅·萨森：感谢您的介绍。我记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全球时代刚开始的时候，没人预想到城市会成为主要的驱动剂。说到全球，一个国家的任何一方面都有可能是全球的，城市可以是全球的，很多其他要素都可以被视为全球的。谈到城市，人们认为城市是复杂而不完整的系统，在复杂与不完整的条件下，城市有不断学习的能力，它能不断吸纳，而你不知道它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正体现在城市的变化中。同样有趣的一点是，当我们回顾30年来的历史，发现全球化正在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刚才谈到了不平等性，平等与公平是不一样的，在复杂的城市中，你可以寻求平等，而公平是难以实现的。我目前正在做城市道德方面的研究，城市中大量突出的差异和不同，使得城市成为了一个有趣而复杂的空间，在城市的空间范围内，道德和伦理被认为是完美的事物，但实际上没有城市是完美的。所以，我们如何使得城市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有自己的生命和希望，都有自己的工作与追求，我们面临的挑战绝不是简单的平等问题。
我第一次来上海是在1978年，我走在社区中，晚上没有路灯，唯一的光源来自一户人家打开的门。我将永远记得那时的上海。回到全球城市这个问题，谈到全球城市，我本人在研究中比较关心的是中介化。什么是中介化呢？以西方为例，当全球化发生的时候，是城市占了主导地位，是城市在唱主角。北美和欧洲有一些历史悠久的大型公司，这些大型公司以前也都是一手包办所有事情，用最低层次的工人，也用最高层次的白领，“自己人”各司其职。在全球化浪潮里，它们清楚自身无法完成所有工作，而需要更多更专业的辅助，这样，中介产业就慢慢出现了。假设一家欧美大公司在70个国家运作，某些行业和基础设施依然是本土化的，但它们可能需要50个蒙古会计师、20个阿根廷律师，等等。中介行业可以在此过程中提供很大一部分服务，沟通全球范围内的需求，并提高效率。所以对我而言，全球城市最核心的逻辑就是中介化。
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当全球城市出现的时候，很多城市并不富裕，比如纽约和伦敦，都快破产了，巴黎也非常贫困。所以，当城市的全球功能出现时，某一个时间窗口就出现了。这些城市既想要加速全球化，同时又希望抓住这个机会增加收入。
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集中了一批在行业中非常专业的人群，他们能够提供各种各样的知识型服务。虽然并不提供全部的服务，但这种服务能力非常重要，它意味着将有一大批知识领域的企业应运而生，然后完成各种各样的细分任务。当然这个进程是要付出代价的，有些行业会衰落，而有些行业会越来越赚钱，越来越有前景。这个过程虽然显得非常残酷，但在纽约、伦敦和东京等全球城市，确实都如此。
我之所以提到这三个城市，是因为，我曾研究多个不同的经济产业，分析这些产业是如何出现的。我在洛杉矶和纽约工作，但我想我应该去一下东京，去一下伦敦。后来，在这样的实证研究中，前述三个城市浮现出来，于是我更深入地研究了这几个城市。有些城市在应对挑战的时候比其他城市更加优秀，在我看来，纽约市可以说是面对挑战最糟糕的，我感谢美国有非常优秀的大学，但作为美国公民，我对美国政府在任何公共领域处理挑战的方法都非常不满。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不同的城市在应对挑战的时候有非常大的差异，这体现了它们全球功能定位的差异。
我不是一个浪漫的研究者，我每次来中国，其实都带着批判的眼光。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要对面临的风险拥有足够的警觉。全球城市的确创造了财富的集聚，而财富的聚集往往是风险所在之处，包括社会公平和社会的合理运行等。其实有些方面中国比美国应对得好得多，当全球化进入到一个国家，进入到国家经济层面的时候，它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而好的政府可以让全球化的力量发挥积极的作用，反之则会增加风险。每当发生负面事件，卓越的政府可以引导它往好的方向发展。但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很好地应对和运用这些力量，这些力量反倒会成为负作用。
我的最后一个观点是关于全球城市中我本人很喜欢的部分——进入全球网络并不意味着你要有很多钱，穷人也可以进入一个开放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城市是非常好的。我很高兴的是，看到上海重视这方面的发展。感谢大家。
权衡：非常感谢萨森教授，讲了很多全球城市好的方面，同时也讲到了今天我们全球城市面临的挑战，这有助于我们思考上海的城市发展规划。我们提到 “卓越的全球城市”，这也让我们思考，如何规避全球城市的一些问题和不足。萨森教授最后提到的其实是包容性和开放性，这也是全球城市的特点，同样值得我们思考。下面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吴志强教授发言，他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总规划师。
吴志强：我在同济大学研究城市和区域联动，所以我比较关心全球城市和全球区域
的互动问题。我想简单谈一下我所认为的全球城市的三大特征，未来中国的全球城市也一定会有这三大特征。第一，坚持全球区域的观念不动摇。城市发展背后必然需要依靠区域的完整支撑，这样的城市才能越发展，越强大。第二，全球城市的生命力一定是多元的。尤其对活跃的青年而言，多元文化构成了青年交往的要素之一。对上海而言，首先要让全国的青年、全世界的青年能够在这里充分交往，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为有才华的青年提供发展机会，使他们能够在这座城市施展才华。第三，今天谈卓越的全球城市的建设，要关注的不只是经济层面的建设，还要更加注重区域的环境和生态建设。越是健康美好的生态环境，越能吸引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所以我要强调的是生态环境的提升。区域环境、活力、青年人才，这是我的关注点。
上海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与巴黎、纽约、伦敦、东京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权衡：吴教授从全球区域的角度进一步深化全球城市的理解，特别想提一句，上海为什么现在提出全球城市的规划之后，迅速推进的一件事情就是加快长三角一体化。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就目前发展阶段而言，也确实需要思考城市和区域的关系。
下面我们请上海财经大学的蒋传海教授发言，蒋教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信息经济学，以及竞争政策和创新政策研究，最近这几年他也在做城市创新研究。
蒋传海：谢谢主持人和各位专家、学者，非常荣幸来参加这次会议。2015年，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委托上海财经大学开展面向未来30年的战略研究，这个课题是由我来牵头的，我们从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视角切入，主要研究和预测未来30年上海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并形成了一个总报告。今天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就这个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向各位做一个简单介绍。
首先，什么是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研究的视角？这主要是考虑到全球城市与全球资源配置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全球城市的本质就是提供各类要素流动和配置的平台，使不同要素通过高效率的组织，扩散到全球，产生集聚和辐射效应。基于全球城市的理论，包括萨森教授的理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内涵，就在于世界网络中城市网络节点的活跃度，在于以供给专业化知识和生产服务业为实现方式的、对流动性的资源与要素行使跨界配置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主要体现了五个方面特性。一是市场性，它是全球指向的。二是实体性，全球城市应该是一个区域性的战略场所。三是组织性，有没有微观主体的跨国经营活动。四是功能，是否有金融、航运等专业服务，是否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五是贸易的自由化、营商环境等各个方面是否有卓越的能力。这些是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内涵。
选择这个视角切入主要是考虑到，随着全球城市网络格局和等级体系的不断清晰，全球城市相对于非全球城市的地位变化体现为它拥有了战略性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通过掌握这样一种能力，全球城市的地位才能凸显出来。所以，面向未来 30年，我们如何判断全球城市发展的大势，如何把握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演化的规律，更好地推动上海的创新转型发展，促进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这就是我们从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视角来切入研究的原因。
既然是从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来进行研究，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指标体系，来评价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这一指标体系的主要依据是三个特征，分别是：中心功能的综合化和复合化；流量高效，循环增值，有一种开放的回路；有高度重叠而有序的空间关系。通过这三方面特征，结合案例研究，我们发现全球城市是集合了世界范围内各种特征的城市类型，包括门户城市、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专业化制造业中心、科技与创新城市等。因此它的评价维度，也即一级指标包括了资本要素的配置能力、创新资源的配置力、信息资源的配置力和文化资源的配置力。当然，全球资源配置不仅仅是要素配置，还要有一些制度方面的考量，所以我们又添加了一个发展与制度的保障力。这样就构建了五个一级指标，连同17个二级指标和73个观测指标，最终形成了一个评价指标体系。
然后，我们根据评价指标的体系对标了四个城市，把纽约、伦敦、巴黎、东京作为上海的对标城市，收集了从2004年到2013年的数据，来测算这5个城市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综合测评的结果，这5个城市可以分为三个梯队，巴黎、纽约处于第一梯队，这两个城市差不多，伦敦、东京是第二梯队，上海虽然上升幅度比较大，但是得分是排在最后的，位居第三梯队。从收集到的2004年到2013年的这些数据来看，上海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与世界公认的四大全球城市还有比较大的差距。根据我们的计算，巴黎得分是27.05，而上海只有 14.14，差距还比较大。这是一个总体的评价。如果对五个一级指标分别对标进行评价，从对标的结果来看，第一方面，资本要素配置能力，上海在五个城市当中排在第二位，这主要是因为上海作为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发展得比较迅速，而金融要素的配置力发展则相对滞后。第二个方面，从创新资源配置力来看，上海位于中间水平，排在第三位，上海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主体发展水平相对比较落后。第三个方面，从信息资源配置力来看，上海就比较弱了，排在最后一位，其中媒介资源和民间资源的配置力是严重滞后的。第四个方面是文化配置力，上海和其他四个城市比，差距就非常大了。第五方面，从发展和制度保障力的配置来看，上海的人力资本和制度环境的水平也比较滞后。这是一个大致结果。
我们又对今后30年全球城市资源配置能力进行了一个预测分析，主要是对接上海“卓越全球城市”这样一个战略定位，我们把五个城市放在一起观照。我们发现，尽管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重心向东转移，上海全球资源配置力与四大全球城市的差距呈不断缩小的趋势，但是由于四个城市起步较早，发展历史悠久，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已经形成体系，虽然它们的上升动力比上海弱，但是总体的走势仍然领先于上海。也就是说，2050年五个全球城市配置力的预测中，上海仍然是排在最后一位。我们感觉到这种预测法有它的局限，便使用情景分析的方法进行了补充，按照基准情形、乐观情形、悲观情形进行预测。在乐观情形下，我们发现上海差不多到2042年，能在这五个城市当中排得比较靠前。
最后，我们根据分析的结果提出了上海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战略重点、政策建议。提升上海全球资源配置不能光看机遇，我们还看到它面临的挑战和不确定因素，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全球资源配置的动力机制现在衰竭，二是缺乏具有全球联系的本土跨国企业，三是城市的主流文化趋于模糊，四是城市治理碎片化，五是生态环境的压力持续加大。在这种挑战面前，我们提出未来上海提升全球资源配置的战略重点是七个维度：第一，要坚持内向度与外向度并举，发挥中心城市和门户城市的作用，从两个界面拓展全球资源配置的空间范围；二是坚持本土化与国际化并重，双轮驱动，功能性机构契据，抢占全球价值链高端；三是构建创新的生态体系，加强创新要素的集聚；四是拓展城市的社会资本，服务于国家治理地位的提升，提高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参与度与话语权；五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推动城市创新创意人才的崛起；六是以系统化、法治化的思维来提高公共政策对全球城市资源配置能力的支撑保障作用；七是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我的汇报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权衡：谢谢蒋教授，这是当时我们做全球城市系列研究时很重要的一个课题，通过指标体系、实证分析，得出了一些结论和判断。我记得当时牵头做的是一个子课题 “全球城市财富管理和运营中心”，这个课题做下来的结论是比较悲观的。悲观在哪里？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创新驱动的环节，直接走向财富管理运营中心 （也就是财富驱动），那么这个城市的泡沫会越来越多，城市便开始走向衰落、衰竭。所以这个研究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上海不能太早走财富管理运营中心的道路，而应该思考，在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提升的同时，上海的创新驱动能力能不能提升。有了创新驱动，再加上财富管理运营，这就是财富驱动和创新驱动双轮驱动，只有这样，这个城市才有活力。如果我们单一地把金融中心理解为财富驱动，那么可能就是财富的泡沫。我们看到，国际上很多城市早期就是这样由盛转衰。
最后我们邀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周其仁教授发言。最近几年他也特别注重经济学决策咨询的运用，大家欢迎。
周其仁：几位学者的发言给了我很大启发，我主要谈谈我对全球城市的一些理解。全球城市也是城市，它具有所有城市共有的特点，理解全球城市的概念要基于这个基础。城市是人类行为的结果，人的流动和集聚造就了城市，人群在集聚以后还会继续流动，短期的如出差、访问、贸易、旅游等，长期的如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定居和迁移等，这些活动是所有城市的行为基础。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能力差别比较大，有的城市在聚集了人才和资源以后便独自发展，而有的城市可以给别的城市和地区提供广阔的辐射力。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来理解全球城市。
全球城市的第一指标是城市的魅力与吸引力。以纽约为例，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聚集在纽约，据说在那里可以听到好几百种语言。上海华洋杂居，也是国内城市中发展较好的，但跟纽约相比还差很多。吸引力的差别是全球城市的基础之一，吸引的范围越大，离全球城市的标准越近。马云为什么要跑去纽约融资？因为纽约为他的公司提供了五千亿美元的市值。不只是马云，需要大笔资金的企业家都会去纽约筹措。可见，纽约城市的吸引力不在其规模的大小，不在其建筑辉煌与否，而在于城市能够提供多大程度的资源。
再举一个文化方面的例子。纽约时代广场有非常多的剧院，有的戏剧天天演，连续演出30年之久，因为这些剧场面对的观众来自世界各地，我几次去纽约访问，看到很多来自美国其他偏远地区的家庭，一家几代人来到时代广场看剧，同时我还发现来此看剧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纽约是当之无愧的全球城市之首。
全球城市的第二个指标是城市的辐射范围。城市的辐射能力也是城市建设的关键，是城市变成全球城市的门槛之一。城市的辐射力，关键在于单位范围内集聚了多少优质资源，也就是资源的密度有多少，当资源的密度达到一定程度，它才能外溢出去。
全球城市并不是全球最大城市，萨森教授所讲的三座城市都不是最大的城市，墨西哥城的占地面积比纽约大得多，但纽约的影响力却远远凌驾于墨西哥城之上，曼哈顿才69平方公里，很小的一块地方却拥有非常强大的功能。纽约每平方公里夜间人口2.7万，峰值则达3.2万，每平方公里一年的经济活动用GDP计算的话是16亿美元。我后来回到国内找对标，国内居然没有一个城市可以在这几个数据上与之抗衡。最后，我在上海找到一块可以跟纽约对标的地区——上海的老静安区，共7.6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夜间人口3.3万人，每平方公里达到14.5亿美元年度产出。老静安区的道路非常密，但是很有条理。这些年我们把城市变成了一个行政区，城区与郊区的界线变得模糊，这导致我们的城市扩大，资源却变稀薄了。至于上海对长三角的服务能力和辐射能力，还要做进一步研究，很多方面或许尚不如从前。虽然也有A股交易和外汇交易等新成长出来的事物，但总体而言，上海距离真正的全球城市还有一段路程要走。
中国目前的开放还处于吸引资源、建立货物贸易区的阶段。多年来我们的思维方式局限于中国的区域之内，一讲问题就是国内，企业家一办企业就是国内市场，而硅谷的初创企业，它的商业计划一开始就在谋求全球布局。反观我们，仍然框固在中国区域的视野内，这种思维模式可能会影响到中心城市功能的发展。
接下来，中国将要进入更高水平的开放阶段，什么是更高水平的开放？在这一阶段，国家要对外输出，而不是一味地对外索取。上海需要选择其他城市难以做到的事情作为目标，比如对外国开放，对全球开放，特别是高端服务业，上海务必抓住机会，使高端对外服务的载体落于沪上。
在人才聚集方面，上海已经有相当明显的优势，而上海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房价过高。成群的人才来到这座城市，他们将来会为这座城市创造巨大的价值，但初来乍到，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立足于此，这是亟待上海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旧有的房地产模式不符合今天的实际，我认为上海可以学习深圳所采取的一些策略。深圳有1371个城中村，过去的解决办法就是强制拆除，实际上是拆不掉的，因为有市场在，有几百万刚到深圳的打工者在那里落脚。现在深圳政府出台一个政策，鼓励万科等公司带头整合，把城中村里的房子租给市场，然后再整体改造成人才公寓，这是可供上海未来发展参考和学习的。最后，上海要吸引全球资源，还须加快措施改革，比如中国的移民政策正在向现代国家的移民政策转变，所有发达国家都是面向全球吸引人才的，这件事情在国内也只能由上海带头来做。
总的来说，我对全球城市的理解就是，在全球范围内聚集优质资源，高密度地凝聚于此，并加以有效组织，然后向周围地区产生广阔的辐射力，全球城市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新文明。我的理解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整理/薛晓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