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颖婕

    很多人或许注意过这个现象：在中国，20岁以下的“少年音乐天才”层出不穷，但很多人在30岁以后便销声匿迹，而国外的情况刚好相反。而且，近年来我国的音乐表演人才在国际上获奖的次数也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部主任张巍教授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岁之前往往是一个人完成技能学习和训练的阶段，这种“优秀”是在“师傅带徒弟”模式中练出来的。但对一位音乐家来说，仅仅做到技艺精湛是不够的，唤起美感永远是艺术的根本。20岁之后，音乐家需要真正沉淀下来，学习和感悟艺术。尽管“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模式有其优势，但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未来的高级表演人才一定是综合式的。

    考虑到世界音乐的发展态势和城市文化发展的需求，拓宽高水平表演人才的培养路径势在必行。张巍透露，音乐表演学科只设硕士学位，曾是制约我国高水平表演人才发展的“天花板”。近日，上海音乐学院宣布开展表演专业博士　(DMA)　学位点建设，今年3月将进行首次招生。“未来的高水平表演人才一定是综合式的，他们需要具备高超的演奏技巧、终身学习的能力和社会文化服务能力，音乐人才培养观念和模式也应随之改变。”

    高水平表演人才的培养需求日益增长

    针对高水平表演人才的培养，欧美国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便开始了各种探索。张巍介绍，在美国，音乐艺术博士学位　(DMA)　的设置为培养具有一定独立学术功底、研究能力的音乐演奏家和高校教师提供了更多平台；而在欧洲，音乐艺术博士分为两大类型，一类为学术研究型　(PhD)，第二类为职业专家型，演奏家可以在硕士毕业后考取高级演奏家文凭。但在我国的学位体系中，音乐表演学科只设硕士学位。

    为了突破瓶颈，经过多方论证，不久前，上音决定以现有学位体系为基础，率先确立廖昌永教授领衔的声乐　(美声)表演艺术研究和俞丽拿教授领衔的弦乐(小提琴)　表演艺术研究，开展表演专业博士建设工作。张巍表示，这两个方向本就是学校的传统强势学科方向，教师队伍带头人也是业内的领军人物，而且小提琴是古典音乐中的重要乐器，也是一个知识体系完整的独立学科，而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声乐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同时它还拥有巨大的未知研究空间。此外，学校近日与德国汉堡音乐与戏剧大学签订协议，“1+1”联合培养高级演奏家，相当于行业内的博士学位。

    这两条借鉴自欧美音乐教育的培养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互补。可以想见，未来的高水平表演人才，除了具备高超的演奏技巧，还能在专业发展上更进一步，提升理论研究能力、社会文化普及和服务能力。

    在张巍看来，音乐表演人才的博士教育既符合人才自身发展的需求，也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一位演奏家在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后，必然迫切地需要知识的更新。而学位的提升，也有助于我们获得更平等的国际对话，这就是一种文化自信。”

    音乐人才培养观需要转变

    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和探索，折射出人才培养观的变化。张巍提到，长期以来，中国音乐表演人才的培养有一个特点：“均值很高，方差很小。”也就是说，人才培养口径相对比较窄小，而这很大程度上和人才培养观念有关。“过去我们普遍认为能够独奏的就是高水平人才，不能独奏的，退而求其次去伴奏，再不济就去演奏室内乐。”但事实上，人才本应该是不同类型的，而不同类型的人才需要不同的培养模式。未来，我们更需要培养的是多样化的人才，而音乐教育应尽可能通过优势学科，培养那些以往关注不到的领域，比如说歌剧、古器乐等。

    世界发展至今，人们经历了网络时代、信息时代、大数据时代，眼下又站在了人工智能时代的十字路口。而教育对象正是在这些深刻变化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因此教育模式和观念也要随之变化。在张巍看来，大学不仅承担着传承人类历史文化、创新知识的任务，它还要思考如何将知识作用于服务社会和大众。“在艺术演出越来越多、观众越来越专业的今天，我们的目标是培养领军音乐人才，为社会大众带去更多新的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