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新
父亲陈望道的 《修辞学发凡》 是学界公认的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该书1932年初版以来,流传着诸多令人感叹又感动的故事。今年是《修辞学发凡》 出版85周年,又恰逢复旦大学中文系成立一百周年,特撰此文以为纪念。
勤求探讨
陈望道1920年到复旦开设“修辞学”课程到1930年被迫离开复旦,十余年间不断修改“修辞学”讲义。
他的好友刘大白说:“陈先生底著成此书,积十余年勤求探讨之功,是我在这十余年中所目睹的。十余年来,陈先生底生活,是终年忙碌于教室、讲台、黑板粉笔间的生活。但是他一面忙碌着,一面就利用早上、晚上以及星期日的余暇,做对于修辞学勤求探讨的工夫。”有时为了一种提法,一个例句,他可以同刘大白和乐嗣炳先生一讨论就是几个钟头,直到深夜。一旦发现了更好的例证,他会毫不犹豫地将原先费力收集到的例证换掉。十几年中更换了多少回,已经无法统计了。最后用到书中去的例句,只是他收集的千百个例句中的一小部分。
一旦从一本书上发现了可以做例证的一句或一段文字,因为要明白它的上下文,看所引用的有没有错误,他就会去找原书。如果手头没有这种原书,他就会去各个图书馆找;有可借处便借,没有可借处便会买。要是此书是一部大部头的书,或者是在某种丛书中而不能抽买的,他也会不惜重金,仅仅为了一个例证,而把全部书买了来。到了借无可借买无可买的时候,他还会向朋友多方面地询问,一定要找到此书为止。
陈望道时刻不忘收集古今中外有关修辞学的参考资料。笔者在整理他留存书籍时就发现不但有古文的、现代的,也有日文和英文的,有几十万字的大部头的,也有通俗的薄薄的小册子。记忆中就有六朝梁代刘勰氏的《文心雕龙》,元代王构氏的 《修辞鉴衡》 等古书,以及近来的唐钺氏的《修辞格》,王易氏的 《修辞学》 等。
陈望道不单研究修辞学本身,而且还花很多时间去研究与修辞学有关的其他学科。十余年间,他对文法学、美学、艺术社会学、因明学、社会意识学、伦理学等学科多有研究,出版了作文法讲义 (1922)、美学概论(1927)、因明学 (1931) 等著作和艺术简论 (1928)、社会意识学大纲(1929)、苏俄文学理论 (1930)、艺术社会学 (1930) 等多本译著,如他本人所说:“本书 (按指 《修辞学发凡》) 几篇新稿系根据年来研究文艺理论,社会意识,以及其他一切关联学科所得。”
在勤求探讨中,陈望道除了成书前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修改外,在书出版后一旦发现有不全面、不准确的地方,也一定会寻根究底地查阅资料,在下次再版时作补充和订正。例如《修辞学发凡》“借代”格里引的“萧淑兰 《菩萨蛮》 词”一例,当初从哪儿转引来,已记不清了,从而未注明出处。为了注明出处,他花了许多时间去查找古书,后来终于找到了出处,并在一九七六年重版时注明。
陈望道终于在1932年完成了 《修辞学发凡》 一书的写作。除了七篇是在原来讲义的基础上整理修改而成,余五篇全是新稿。不但辞格增了十格,材料也加了三分之一以上。除了辞格的纲领组织和旧稿不同,关于修辞学的根本观念也和旧稿不同,完全换了以语言为本位。书中关于各种辞格的例证,是古话文今话文兼收并蓄。该书出版至今,已被学界公认为我国现
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一个时代的不朽名著。
油印稿本
父亲到复旦后即开设了“修辞学”课程,写出了油印稿本。他的好友乐嗣炳教授回忆说:“我先后收到过他五次油印稿本,最后又发了一次油印通信,征求意见。”可见在初版 《修辞学发凡》 问世前曾有过五个版本的油印稿本,但随着岁月流逝,油印稿本只是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长期不见其庐山真面目。
2010年,笔者在参加上海鲁迅纪念馆的活动中谈及 《修辞学发凡》 油印稿一事,经人介绍认识了鲁迅沙龙的藏家余晞慕老人。余老说他有乃父留下的一本油印稿 《修辞学》,为此笔者约了父亲的关门弟子陈光磊教授专程去了余老家中。余老拿出了其父留下的二册线装本油印稿 《修辞学》,该油印稿正文前无目录,书首页右上有“修辞学”三字,右下题“陈望道编述”,书末署“一九三〇年六月五日搁笔”,距正式出版的1932年不到二年,很可能是最接近定稿的一个油印本了。又据余老介绍,他父亲余大宝先生1929年春至1930年夏曾就读于复旦大学实验中学 (商科) 高中,而此段时间陈望道正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兼复旦实验中学校长,并开设了“修辞学”等课程,此油印稿应该就是这个时候的上课讲义了。这是至今我唯一见到过的油印稿本。
该油印稿本,长27.5厘米,宽16.5厘米,分二册线装,上册1-89页,下册1-81页,每页折成两面;直行款式,字迹娟秀,墨色均匀,行款版式宽敞悦目。油印稿的不同字迹,显示其应由几位誊写人合作完成。由于余老的珍藏,这个油印稿本虽经历了八十多个春秋仍保存完整,只是纸色泛黄,个别页纸有点发脆。全部稿本页码连贯无缺,虽章节标目及序号的衔接上偶有错杂,但内容是相互接续的,是完整统一的。该油印稿本的发现,具有重大的史料和学术价值。
特殊版本
这是1987年复旦大学陈望道塑像落成典礼上,与先父共事多年的罗竹风先生告诉我们的一个故事。他说:我曾买了一部陈望道1932年版的 《修辞学发凡》 精装本,可算是最早的读者之一了。另外,我还保存过一部以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特殊版本,可惜没有赠给陈望道同志留作纪念。
他回忆说:
那是1942年冬天的事。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我的北大同学苏振民同志 (教育系毕业) 从胶东中心根据地向东转移,敌人“拉网扫荡”越拉越紧,一直收缩到胶东半岛的牛角尖———荣成,往东就是一片茫茫大海。苏振民同志牺牲在荣成山头的海滩下。敌人“拉网扫荡”结束后,苏振民的战友返回战场,在斑斑血迹中发现了一个绿色背包,外边凌乱地散布着几本书,其中就有 《修辞学发凡》,是1932年大江书铺出的第一版精装本,淡蓝色套金封面上还溅上了几滴血。这本书辗转到了我手里,一直保存着。它伴随我经历了抗战后期、解放战争整个时期,从莱阳到青州,又到济南和青岛,最后带到了上海。
罗竹风先生继续解释说:《修辞学发凡》 是中国第一部用科学方法研究修辞学的著作,它以体系谨严,阐述清楚,例证确切,观点鲜明等著称。在中国,修辞学成为科学,是从这本书开始的。作者试图以马列主义观点批判地吸收古今中外修辞学的积极因
素,确立出一个中国式的、具有独立性格的修辞学新体系。五十年过去了,就整体或全局而论,还没有任何人创造出过更为完备、更为科学、更为现代化的修辞学新体系来,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待来者的。
台湾地区有关现代修辞学的探讨,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的。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后期,在台湾曾翻印了三十年代陈望道、杨树达、陈介白等人的多部现代修辞学的代表作,其中陈望道于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 为台湾学生书局首先翻印,但陈望道因翻译 《共产党宣言》 被台湾当局视为危险人物,所以台湾出版界在翻印时,为避开当局检查,把 《修辞学发凡》 更名为 《修辞学释例》 予以出版,陈望道的名字也不敢公开引用,从而成了台湾的地下出版物。
更名为 《修辞学释例》 的 《修辞学发凡》,一经出版即广为流传,被不少大学用作教材,而且它的修辞学体系和研究方法被许多著作所仿效和学习。七十年代初,台湾中央大学徐芹庭教授曾撰写了一本 《修辞学发微》(1971年3月初版、1974年8月再版,由台湾中华书局印行)。台湾师范大学蔡宗阳教授的研究论文认为:“该书虽然是同时参阅陈望道、杨树达、陈介白所著修辞学专书写成的,但以采用 《修辞学发凡》 的说法最多。”1975年,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黄庆萱又出版了一本 《修辞学》 书。该书为台湾畅销书,由台北三民书局印行,1975年1月初版,1986年12月增订二版,2002年10月增订三版。其内容探析弘扬 《修辞学发凡》 可谓最优,引用 《修辞学发凡》 的辞格而阐发理论也可谓最优。
最后留言
《修辞学发凡》 出版后,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前被各大学用作教材,新
中国成立后也被多所大学采用,并被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定为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大学生必读的前一百本参考书的第四本。它的修辞学体系和研究方法不但影响后世数十年,被许多著作所仿效和学习,更是培养出了一批批修辞学的研究人才。著名学者郑子瑜、张志公、倪宝元、吴士文等都声称自己是读了 《修辞学发凡》,才走上修辞学研究道路的。
陈望道在1932年初版 《修辞学发凡》 中指出:“我以为一切科学都不能不是时代的,至少也要受时代所要求所注重,及所鄙弃所忽略的影响。何况修辞学,它的成事成例原本是日在进展的。成事成例的自身既已进展,则归纳成事成例而成的修辞学说,自然也不能不随着进展。”
又说:所以修辞学的述说,即使切实到了极点,美备到了极点,也不过从空前的大例,抽出空前的条理来,作诸多后来居上者的参考。要超越它所述说,并没有什么不可能,只要能够提出新例证,推出新条理,能够开拓新境界。
他认为:我们生在现代,固然没有墨守成规旧说的义务,可是我们实有采取古今所有成就来作我们新事业的始基的权利。
在一九六二年版重印前言中,陈望道更是诚恳地指出:现在是我国一切方面都在跃进的时代,修辞现象方面也有显著的进展。需要我们面对修辞实际,广事搜集,善为总结。特别是关于文体、文风的问题,内容较为错综复杂,而且有些方面近年来变化很大,本书对此又只作了一般的说述,尤其希望有人专心一意地从事,同时又有很多人广泛地探讨,以期我们对它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更为广泛的注意。
以上述说,是意味深长的。
2017/12/12改稿于Metam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