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郑蔚
80年前的11月12日，上海陷落敌手。凶残的日军一路烧杀抢掠、以东西夹击的多路合围之势向南京城步步进逼。南京城遭到了 日机的野蛮轰炸，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员也被源源不断地送进南京城，国民政府已宣布迁都重庆，南京究竟能不能守住？ 全国民众为之揪心。
“保卫南京！”就在千里之外的延安，11月25日解放出版社出版的第25期 《解放》 杂志上，刊登了一首共产党人创作的歌曲 《保卫南京》，歌词的内容是：“同胞们！ 快快动员起来，武装起来，保卫南京！ 实现全面的抗战，全民族的抗战，这是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寇出中国……”这首铿锵有力的战歌由凯丰作词、吕骥谱曲。他俩联手创作的 《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曾唱遍了大江南北。
限于80年前的传播条件，当时南京的百姓并不知道延安的共产党人为保卫南京专门创作了这首歌曲。直到10年前，有志于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媒体人戴袁支在上海档案馆查阅有关南京保卫战资料时，才重新发现了这首歌。
如今，这首延安共产党人创作的 《保卫南京》，挂在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入馆的醒目之处。
“当年，凯丰参加了洛川会议，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做的报告，这首歌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抗战的思想。”戴袁支说。
“保卫南京，与当年 《保卫黄河》 所号召的‘保卫家乡！保卫黄河！ 保卫华北！ 保卫全中国！’一样，表达的是中华民族四万万同胞宁死不屈、一起来抗战的精神！”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说。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也积极参与了南京师范大学担纲的“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的工作，馆内醒 目地展示着该馆参与访谈的344位抗战老兵留下的手印，布满多个墙面。
老兵姚一汉:南京沦陷后，我参加新四军打鬼子
我是1916年1月2日出生于现在仪征市的谢集，小时候我家非常困难和不幸。母亲在我10岁时去世了。我14岁时，父亲也去世了。成了孤儿的我，和奶奶住在一起，奶奶供我读了五六年的私塾。当时，私塾设在我的儿时玩伴魏家齐的家中，他家是书香门第。
子弹打光后，就拎着大刀和鬼子肉搏
1937年12月，日寇占领南京后，日军第十一师团天谷支队一部由扬州西进，占领了仪征县城和毗邻的安徽天长一线。日本人一来，烧杀抢掠，强奸妇女，老百姓四处逃命。当时魏家齐说：“日本鬼子来了，你能逃到哪里去!”于是他和我、洪碧如三个人便效仿东北义勇军，成立了“苏皖边抗日义勇军”。但地方上的地主乡绅认为，我们游击队不是新四军，看不起我们，说：“你们是游吃队，骗吃骗喝的!”因此，义勇军很快解散了。
1937年11月，陶勇率新四军苏皖支队过江进入仪征。第二年4月，仪征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我出任金集区沙集乡乡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介绍人就只有张区员一个人，因为那时，敌占区的敌情很复杂，党员很少，都是单线联系，谁也不知道谁是党员。
1940年皖南事变后，淮南根据地原有的四支队、五支队的部队编成了二师，司令部设在盱眙的黄花塘，师长是罗炳辉将军。1941年4月，当时还是仪征县模范营情报侦察员的我，参加了著名的金牛山战斗。这是二师成立后对日军进行的第一场硬仗，由罗炳辉亲自指挥。12团先后6次对甘泉山等地连续作战，成功完成任务并于16日撤至六合的金牛山休整，遭到驻扎在扬州的日军第12旅团一部和伪军共700人的偷袭，仪征模范营闻讯后从大营李的方向前去增援，共同夹击日伪军。在天河坝附近，我们和鬼子突然遭遇，我们装备不如鬼子，子弹打光后，就拎着大刀和鬼子贴身肉搏。这仗中，我们二师一共击毙200余名日军、300名伪军，生俘了2名日军和30名伪军。战后，12团与仪征县委为牺牲的56名烈士在金牛山修墓地安葬。
1942年7月初，为配合苏中的新四军1师的反“扫荡”作战，我们淮南的2师决定由6旅17团负责攻打仪征的十二圩，以打乱敌人的军事部署。为摸清敌情，我按照县委指示，长期负责对敌的情报工作。17团的同志们找到了我们以后，很快就摸清了清况。日本鬼子占领了十二圩后，建了据点，并组建了以“大王”王贵禄为首的伪保安大队，手下的保安大队分三个中队共800多人，武器也很精良。17团经过周密部署，于当天深夜2点进攻十二圩，出其不意攻进镇里。战斗前后进行了5小时，歼灭日伪军200余人，全歼了一个小队的日军，还俘虏了一名日本兵。这场战斗为我们巩固和发展仪征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上千群众举着大锹锄头助威
当初国民党部队溃逃时，有一个师的部队将武器丢了下来，因此，仪征可以说是家家有枪，一般一家两支，我们东南支队有的人是两排几十发子弹，有的人是十排上百发子弹，甚至还配备钢盔。
东南支队成立后，最重要的一次军事行动是拔除谢集据点。1941年4月6日，日伪军进驻仪征谢集设立据点，压缩新四军活动范围。为拔除谢集据点，已是司令员的魏家齐要求我们收集情报。我奉命先后3次进入谢集，还和一个与伪军大队长关系密切的老板结成朋友，建立情报网络，谢集日伪军的工事、炮楼、火力点以及人数，都被我摸得一清二楚，还得到了日军将于1943年6月19日调往仪征县城的情报。魏家齐司令员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决定攻打谢集据点。据点里的伪军叫“讨逆军”，司令卢维国是1940年叛变投敌的原新四军苏皖支队的营长，手下有3个大队。
6月19日日军调走的当天夜里，东南支队对谢集据点完成包围，迅速发起进攻，防守据点的伪军依靠炮楼负隅顽抗。支队战士们在突破铁丝网后，被敌人的火力压制在水沟中，部队已经有了很大的伤亡。魏家齐司令员果断重新调整部署，决定先用迫击炮打掉敌人的炮楼，随后发起总攻。13团二营机炮连有两门之前缴获的迫击炮，然而只有一门迫击炮和三发炮弹可以使用，并且迫击炮连的战士们大都不识字，根本不知道怎么使用。紧急时刻，机炮连战士袁家义因为上过几天私塾，根据迫击炮上的文字进行揣摩，架起迫击炮、目测距离、调整好刻度盘上的角度，果断发炮。第一颗炮弹就打中炮楼，炮楼的一角顿时塌了，又连续两发打进了敌人的炮楼和土圩子中。伪军军心立即崩溃。我们趁此迅速攻进据点，上千群众举着大锹、扁担、锄头前来助威，伪军纷纷举手缴枪投降。这次战斗击毙和俘虏伪军160多人。
抗战时期，我曾好几次险些被抓。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冬，我正担任高邮湖的巡查大队长，负责搜查周围来往的船只，结果遭到了日伪军的围剿。我们驾驶的只是普通的小木船，敌人是汽艇，我们40余名干部被敌人围在高邮湖里，几天几夜都无法突围。没想到，很快天降大雪，湖面结冰，我们顺势突围了出去。
老兵薛中天:抗战打鬼子，我负了4次伤
我叫薛中天，原名薛宗耀。参加革命之后，改名为薛中天，其意“为中国打天下”。我生于1920年6月22日，山西省万荣县四望村人。家中仅有3亩半土地，但孩子不少，母亲体弱多病。出生没多久，我就被我姨抱养，直到2岁才回家。虽然家境困难，但父母坚持让我上学。1928年进入四望村小学学习。后考入县高级小学，但学费太高———每月50斤小麦，只得辍学。我们村旁有条公路，鬼子几乎天天从那里经过。但我们村没有人干伪军，干共产党的不少，我同年级就有4个，我们的历史老师钟将慕就是地下党。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
1931年，我去山西新绛县银匠店当学徒。在这，我遇到了自己的人生导师，隔壁裁缝店的李师傅。他告诉我，劳动人民这么苦是社会不公造成的，鼓励我去新绛县工人夜校学习。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红军、朱德、毛泽东”，知道红军共产党是保护穷人的。但他于1936年春被反动政府杀害了。
这所工人夜校名义上是阎锡山办的，实则是共产党一手主办，由当地的商会经办，主要目的是培养革命力量。上工人夜校的大多是工人、学徒，老师多是进步人士、共产党员，主要向我们灌输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思想，还向我们宣传抗战，通过教我们抗战歌曲来凝聚人心。我们唱的歌有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步曲》《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一同奔赴抗战前线。我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武装组织———国民兵教导团。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便把战争的矛头指向太原。1937年9月3日，太原会战打响，太原保卫战打得很惨。阎锡山最初是要死守山西，提出“焦土抗战”，但是共产党坚决不同意，主张持久战。现在想想，如果真如阎锡山所说焦土抗战，我可能就再也见不到父母了。上级决定，我们立即撤往临汾城以西的吕梁山一带，不久，又撤退到乡宁，部队更名为“决死四纵队”，正式开展抗日斗争。我们名义上由阎锡山与共产党共同领导，实际上只服从共产党命令，即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
进入吕梁山之后，我们部队的驻地在襄汾县。后来，我又到运城地区参加政卫一支队，在54团机炮连。我们机炮连共有2挺重机关枪、两门迫击炮，一个班十几个人负责一门炮。当时，驻扎在稷山县，主要是休整训练。后又奉命撤退到曲沃，正式改编为太岳纵队212旅54团，旅长为孙定国，我已升任排长。鉴于当时战场联系过于困难，缺乏通信人才，我被调往晋察冀抗大六分校学习。
1940年秋天，我们一行十几个人，穿着便衣，从太岳前往太行，被分配到抗大六分校下属的大队学习，离129师师部仅10里地。在抗大时，我主要学习旗语，旗子为红白两色，如举高即为向北等。抗大的生活蛮艰苦，吃小米、窝窝头，没什么菜，还吃不饱!我们一般住在老百姓家，当时也有女学员，她们大多学习无线电。可想过谈恋爱？没有那个想法。当时，学校规定男的必须是团级干部，女的必须是共产党党员，我不是太想谈恋爱。毕竟我已经几次负伤，一旦牺牲了，就多了个小寡妇。
学成毕业归来，我们旅驻扎在浮山县，我被分配到洪洞县第三区游击队任队长兼指导员。三区游击队大概20多人，以后逐渐发展到50多人。武器主要是步枪、机枪，手榴弹；我们当时有三挺轻机枪、捷克式；步枪以汉阳造、三八式为主，弹药找敌人要。我用德国的毛瑟枪，二十响的。
炮弹落在身边，第一次负伤了
我们游击队身处沦陷区，任务主要是在敌占区与敌人斗争，如阻止鬼子、伪军抢夺百姓粮食，打击汉奸等。洪洞县宪兵队队长是个河北人，坏得很，专门抓捕我们的进步人士。为此，上级命令我们将此人抓捕。据调查，此人常住洪洞县县城，晚上经常去妓院。我们遂采取行动。这一次，我带了两名战士、3把手枪，还有几颗日式手雷。当晚，我们就在他经常玩的地方把他给抓了起来，开始，他还试图反抗，我说：“你乖乖的跟我走，就可以活命”。于是，我们把他架了出来，连夜送往军区，但此地距离军区大概有100多里路，还要穿越一条火车线以及几道壕沟。没想到，通过第二条壕沟时，被敌军发现了，我们一边打枪，一边警告其不要大吵大闹，否则“毙了你”。鉴于敌人火力较强，我们临时决定把他藏在一口井里。前往军区复命，上级鉴于情况特殊，认同了我们的做法。
在抗日战争中，我曾参加过百团大战和多次反扫荡战役。第一仗是1939年5月在襄陵县西郭村阻止日军抢粮。当天，日伪军出来抢粮，我部奉命前往阻击，其中我们3班阻击鬼子，但敌人从据点里用山炮打我们。一个炮弹正好落在我身边，伤在屁股上。这是第一次负伤。
第二次负伤是在襄陵县火车站以北。敌人出来抢粮，我们出击袭扰，结果大腿被打伤。
第三次是在襄陵县与浮山县的交界处，我们奉命伏击敌人，没有想到敌人蛮多的，上来一顿炮火，结果右屁股受伤。
第四次还是在襄陵县。我们准备伏击某个据点的敌人，结果，没把敌人包围，却反被敌人包围了，这一次伤在后背。幸好，指挥官是老红军童志久，他既能打仗又能干政治工作，把突击力量集中于一点就冲出来了，部队损失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