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博古睿学者安乐哲做客第113－4期文汇讲堂，主讲　《个人主义与儒学伦理学的互融与挑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姚新中、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分别担任对话与点评嘉宾。该讲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传承系列五讲　(简称“接着讲”五讲)　第四讲，由文汇报社和复旦大学联合主办、复旦杜威中心协办、文汇讲堂和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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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摄影　袁婧　金梦参与本版整理

    为什么要套用狄更斯有关最好时代最差时代的名言呢？　因为，人类从动物进化至今，已变得如此高贵、宏伟和崇高，科学和科技能解决那么多的问题，我们有足够的知识也有整全的智慧，因此，我们身处最好的时代；但是，我们遭遇了一些困境：全球变暖、恐怖主义、食品和水资源短缺、环境生态恶化、人口爆炸，等等，所以这是最坏的时代。

    嘉宾主讲

    如何解决时代困境

    这些不是问题，如果是问题就可以解决，它们是人类的困境，困境就需要人类改变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这些困境有四个特点，一是需要我们肇事的人类自己去解决，二是困境本身是无边界的，不因为种族不同而幸免，三是困境间有有机性，彼此关联，解决了一个才能解决另一个；四是目前的人类文化无法单独去应对。

    1980年代著名的美国哲学家、纽约大学宗教历史系教授詹姆斯·卡斯，提出了“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游戏是指我们人类的行为，例如生意、贸易、活动、教育、外交关系。“有限游戏”的模式具有固定的时间，从开始到结束，有赢有输，目的在于赢，这一模式在人类的行为中非常普遍。“无限游戏”不存在开始，也没有结束，它没有边界，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加入游戏，它追求的是繁荣的生活。例如全球变暖的问题，中国或美国都无法单独解决，需要国家之间的合作。

    在我的理解中，“有限游戏”关乎个人主义范畴，目标是分出胜负；而“无限游戏”则关乎关系，它涉及如何加强这样的关系，为此大家应当成为一个整体，彼此促进繁荣昌盛。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应当从“有限游戏”转移到“无限游戏”，这与从利己主义转入利他主义相仿。

    这也引出今天的主题，个人主义与儒家伦理学的互融与挑战。

    儒学如何在西方被误读

    儒学究竟是什么？　很多西方人认为，儒学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系列的价值观，它们属于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在内的东亚。

    儒学既由士绅代代传承，也由百姓继承

    我认为，儒不是一个学派，也不是教条性的价值，而是一个社会阶层。商朝的青铜器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使之脱离动物性，随后的西周，孔子教育人类礼化，由此出现了“儒”，以后每个朝代都接受了儒的文化传统，并不断扩大、运用，代代相传，因此，儒就是士绅阶层，在代代传承文化传统。

    Confucianism是十九世纪创造的一个新词，香港第二任港督John Francis Davis在1836年撰写了　《The Chinese》一　书，提　出　Confucianism　一　词。Confucianism有一点像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重点是前面的人，翻出来是“孔子主义”。但不同的时代存在不同的儒，比如中国社会在近代引入科学之后，儒的内涵也就转化了，所以，儒学不是孔子主义，儒是一个社会阶层。

    在《论语》　中有“述而不作”和“温故知新”。前一句指出我们的责任是要严肃地传承前人的文化传统，而不是发明一个新的传统；欣赏的同时要承认其价值的复杂性。“温故而知新”，说明这个传统具有发展性和进步性，每个时代不是继承已成形和完整的道路，而是参照前人而后自己修路的过程。通常认为儒学具有世俗宗教性，“孝”和“礼”是基石，当然还有仁、道、德、文。

    普通百姓也有同样的责任传承儒学这一文化传统。在甲骨文中的“老”字，就像爱因斯坦的头发一样混乱，这就说明“老”了，可“孝”字的“子”不是一个长者，而是一个年轻人，这说明每一个时代都要依赖、依靠年轻人，由第二代将传统传承下去。

    儒家思想被当成二流基督教在西方世界传播

    西方传教士最早将儒学介绍到西方文化中，本意是想拯救中国人的灵魂，他们把“天”译成“Heaven”，这代表完整完美独立的上帝概念。“天堂”这个词可以联想到“Way”，源于耶稣的一句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中国传统的“义”被译成righteousness，很明显，英文语境中指去教堂谈论上帝的意志，按照上帝的要求做出的行为。由于中国传统没有西方上帝这一概念，“义”译成英文最恰当的是“appropriate”，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概念，义与礼应当考虑到每一个人的需要，而非人与抽象的上帝的概念。

    在西方书店想要购买一本　《易经》《论语》　或者　《庄子》，要经过哲学书架，找到“东方宗教”的牌子才可能有；如果到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学习中国哲学，不去哲学系，而要选择宗教系。西方人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第二流的基督教，中西文化之间存在旷日持久而且贻害颇深的不对称关系。

    每个传统的文化都有概念性结构，如何不误读“天”

    索绪尔提出了语言和言语的区别，他指出，每一个文化传统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概念性的结构。比如，日本文化中有一个词，意思是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可以从你的钱包拿钱。英文里没有类似的概念。索绪尔说自然语言的能力非常厉害。如果用西方上帝的概念来谈中国的“天”，来谈中国的“礼”，就不是运用每个民族的自然语言。维特根斯坦说“我们语言的局限就是我们世界的局限”，因此，要了解另一个传统中“天”的意思，就要学习它的特别名词。

    二十世纪法国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葛兰言认为：“中国的智慧与传统不需要上帝这一概念。”他说中国人天与人、天与地是分不开的，所以西方的超越性的、自足的上帝，并不属于这个传统之中。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汉学家葛瑞汉也有同样的观点。他说，中国的天不是某一种超越性的遥远的形而上学的原则。李约瑟也说，中国的“志存高远”与上帝丝毫无关。

    从甲骨文中看到，“道”这个字有人的眼睛和脚，且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往前走的道，它还需要我们要汇聚到它里面，共同去生发它。

    “培植”如何在现代化观念输送中翻成了“文化”

    十九世纪中期，西方的教育体制传到了亚洲，在一个世纪以内，中国的白话文、日文、中文、韩文、越南文都被改变了。当我们现在谈论一个中文词组时，其实这个概念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西方的，因此，我们现在就是按照西方的文化结构、价值来观念化、理论化中国，这也是东亚普遍的问题。

    哥伦比亚大学的刘禾提出了“现代主义的词汇”这样的概念。我们在生产这种重要的知识，亚洲的语言随之都被改变了，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传递西方的概念和思想。以“文化”为例，“文化”在英文中原意是耕作、放牧，这是西方目的论的思考方式：原本已经具有某一种事物的本质了，只是在协助它们，让它们成为这种事物的更完备形态。在十八世纪，“文化”一词成为了民族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在十九世纪，西方开始使用这个词，用以区分高等和低等的文化。而“文化”的隐喻在英文中就是耕种，代表农艺、园艺或者是畜牧业。但当亚洲开始创造对等词时，因为中国、韩国、日本等本是农业文明的国家，就引申成“培养”一词，来翻译英语中的“文化”。之间的区别就像土地里的矿石和最终制造成的青铜器。英语中的“文化”更多的是装点人的生活，改变人的经验，它并没有一个始和终；而中文中的“文化”关乎于终点与人类的经验。因此，这样的翻译是比较耐人寻味的。

    值得学习的儒家价值

    从西方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在东方，其实也有很多值得学习。

    中国的“礼”和“孝”具有宗教神圣性和责任感

    “和”这个概念不是harmony，西方的harmony是一个科学性的词，指具有一定比例。但是中国人说“和”指的是一种差异协调的最高级、最大化。而家庭就是这种差异最大化的代表。从儒家伦理学来看，要想做好老师，就需要有好学生，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中国人并没有固定宗教信仰。但其实，中国人在新春回老家吃团圆饭，从初一到十五走访亲朋好友，拜访师友同学，虽然不是制度性的宗教，但具有一种宗教般的责任、宗教的仪式感。在中国传统中，“礼”“孝”两个概念具有深度的宗教性，但不是以神为中心的宗教感，而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神圣感，它让你能够成为最好的关系中的角色。因此，像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的纯粹性宗教只存在一种教义，彼此间就会有冲突。而在中国，我的观察是，我要做一个学者时显示的是儒，喝茶养生时显示的是道，孩子生病时体现的是佛，无法截然区分。

    中国社会秩序的关系基于“家庭”，最终成己成物

    在西方，谈到社会秩序总会想到政府的组织。而在中国，清朝的严复曾说，中国两千年历史，30%是帝国史，70%是家族史。所以，社会、政治秩序在中国人是始于家庭，这就是秩序的来源。很多时候，中国的政治都与家庭、社群等密切相关，因此这是一种思考“礼”的不同的思维方式。

    当谈到文化的时候，在中国有一种延续性、复合性，且不断演化、吸收外来因素的社会传统。中国人口比非洲多三亿，其人口的数量级，是阿根廷、加拿大、德国都无法相比的，具有不同的秩序与规模，西方发展“民族国家”的概念是否适用于中国呢？　在中国人谈政治秩序的文本里都可以看得到成己成物，修齐治平的思想。这些的起点都是“家”。

    从“心”来看“人”的整全性，因做人而成为“人”

    如果我们用这个“心”的概念作为一种图像来解释什么是人，这就是　《周易》　中所说的全息性、整体性的思维。如果心没有堵塞，身体就可以正常运转，因此身体是一个中心，处于各种关系网状结构中。儒学的“人”是一个较强的关系网，关系是事实，它就是事物本来存在的样子。师生、夫妻、朋友，这些关系都是已经被规定好的角色关系。伦理学的伦，就是人伦，就是一种角色，一种传统。伦理就是我们不断增长的关系，我们行事的方式。如果缩减这种关系，那就是不友善、非道德的。因此，道德是我们如何基于最基础的关系来行事，在日常之中，把这些普遍的关系最大化。这就是儒家角色伦理学。

    我们不是复数的人类，而是成为人类的“存在”(being)，我们不是人类(humanbeing)，而是做人而成为“人”。

    1930年代，费孝通从清华大学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他发现，从毕达哥拉斯就有的西方个人主义传统并不适合中国，他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重新思考，认为“差序格局”接近中国网状的人际关系结构，与儒家角色伦理相近。他的重新思考对今天的我们是鼓励和启发。

    儒学是什么？　它是一种关系性；而个人主义是孤立的，这个虚构的概念是如怀特海所言的“简单定位的谬误”。儒学中人由关系构成，通过“礼”我们发现了自己的身份。甲骨文、金文中，“人”字边有时有“身”字旁，有时有“肉”字旁。因为我们有充满生机、有活力的身体，所以我们会关联化、理论化我们的经验，给我们的经验赋予结构，使我们成为道德的人。

    所以，如果想从最糟糕的时代进入最好的时代，儒学可以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它让我们要从有限游戏转到无限游戏，从个人主义转到“己立而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