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琪森

    1924年11月11日，鲁迅先生在《论照相之类》　一文中，由照相馆所陈列的名人照片说到吴昌硕先生的“润格之贵”，他写道：“假使吴昌硕翁的刻印章也算雕刻家，加以作画的润格之贵，则在中国确是一位艺术家了，但他的照相我们看不见。”此文最初发表于1925年1月12日　《语丝》　周刊第九期，后被编入　《坟》。

    作为作家的鲁迅为何感叹作为书画篆刻家的吴昌硕“润格之贵”？

    讲到海派书画家的润格，无疑是前期以任伯年为标杆，后期以吴昌硕为领军。据笔者对海派书画润格的研究，可以将任伯年时代定为海派书画的低价位期，而吴昌硕时代则为海派书画的高价位期，其分水岭为1912年。任伯年时代的海派书画还处于初兴期，再加上整个上海的经济发展还有待提升，像任伯年、胡公寿、张熊等一流书画家的作品2至3圆一尺，而二三流的书画家仅1角至数角。到了民国成立的1912年后，上海经济的繁荣、商贸的昌盛、金融的发展、社会的开放等综合因素，为海派书画润格从低价位到高价位的飙升提供了相当的经济基础和广泛的市场资源。

    吴昌硕先生在1912年正式定居上海时，已年届69岁，凭借着他独特而鲜明的艺术风格，在海上艺坛声名鹊起，再加上王一亭的大力推介，缶翁书画篆刻已名扬海内外，求艺者户限为穿。吴昌硕将自己的书画润格作了大幅的调整上升，如1914年上海振青书画社推出他的润格是：堂匾念　(二十)　两，斋匾八两，楹联三尺三两、四尺四两、五尺五两，横直整张四尺八两，五尺十二两等。到了1922年，80岁的吴昌硕重新调整“缶庐润格”，已是堂匾三十两，斋匾十二两，楹联三尺六两、四尺八两、五尺十两，横直整张四尺三十两、五尺四十两等，山水视花卉例加三倍，刻印每字四两。壹两银子作银圆壹圆四角。

    吴昌硕于1927年在上海逝世。据史料所载，民国初年上海币值、物价均为稳定。陈明远在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一书中曾说：“中华民国(1912)　成立以后，在上海使用银圆和国币　(指定的几大银行发行的纸币)。十几年间，上海银圆币值基本上是坚挺的，日用品物价基本上是稳定的，没有出现后来40年代法币和金圆券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恶性循环。”当时的一块银圆约合现在人民币80元，可以买30斤上等大米，8斤猪肉，10尺棉布；订一个月的报纸，买一到二本书。可见在职业书画家中，吴昌硕的经济形态是相当优越的。笔者在此不妨作一下横向比较，如鲁迅在1913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　第4期第1号上发表了署名“周逴”的一篇文言小说　《怀旧》，收到稿费是5圆。鲁迅当时的月薪为220银圆。而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月薪600银圆，文科学长温宗禹300银圆，教授胡适、辜鸿铭、钱玄同、蒋梦麟等均280银圆。当时上海新闻出版界的总主笔、总编辑月薪在150至300银圆，报刊编辑月薪则是40至80银圆。由此可见，吴昌硕的润格的确是很高的，他的收入要远远高过北大校长及名教授、名作家。为此，鲁迅先生要发出“润格之贵”的感叹。

    上海吴昌硕纪念馆执行馆长、吴昌硕先生的曾孙吴越兄曾提供给我一本复印的吴昌硕甲寅年一年的笔墨账本。这是一本老式的线装账本，虽然连史纸页已经泛黄并有些虫蛀及斑驳，但却弥散出岁月的沧桑、旧时的韶光和笔墨的余香。封面上吴昌硕用酣畅遒劲的笔触题耑：“笔墨生涯。甲寅正月题。”并钤有“吴昌硕”印(见上图)。

    “笔墨生涯”起始于“甲寅正月”，甲寅为1914年，吴昌硕是年71岁。吴昌硕的笔墨账本相当完整而翔实，从1914年的正月初五至12月终，记账形式为上是订购者姓名或笺扇庄名，有时记以具体内容，如花卉、山水、中堂、对联、扇面、册页、刻印等，下是所收润格数目及磨墨费，如拾伍元，墨三角等。当时订购吴昌硕书画的群体主要有三大类，一为笺扇庄　(即类似于后来的画廊)及古董店，二为个人或收藏家，三为日本画商、画家及收藏家等。开篇的第一笔记录即是“甲寅正月五日，晚翠轩。永野四件，叁拾壹元八角，墨二角”。其后陆续向吴昌硕订画的有大吉庐、戏鸿堂、古香室、九华堂、朵云轩、国华堂、怡春堂、锦云堂、文源斋、晋古斋、锦润堂、文萃楼等十多家。客观地讲，已臻“人艺俱老”的吴昌硕当时属大师级的艺术身份，因此凡与吴昌硕交往的画廊亦属当时一流的大画廊或有相当品位的实力派画廊。

    吴昌硕1914年的“笔墨生涯”，可谓风生水起而高潮迭新。这一年的金秋九月，在王一亭的引荐及协助下，日本名绅白石六三郎在他所经营的上海最大的日本私人花园———六三园的剪淞楼上，举办了“吴昌硕书画篆刻展”，这不仅是已年届71岁的吴昌硕第一次举办个展，也开上海、乃至中国书画家个人展的先河。吴昌硕自己亦有“六三园宴集，是日剪淞楼尽张予书画，游客甚盛”的记载。笔者对吴昌硕甲寅年“笔墨生涯”作了一个小统计，全年总销售额为：5583.00圆大洋，折合成现人民币是251235.00元；平均每月为465.25大洋，折合成现人民币为20936.25元。这位大半生在艺坛飘零、为贫困所迫的大师，其好友任伯年曾为其绘过《饥看天图》　《酸寒尉像》，1887年冬第一次举家迁上海时，曾在浦东陷入“极天下枯寂寒瘦之景”，而今终于在人生的暮年崛起于海上艺坛。他的“笔墨生涯”也告别了那“久久贫向隅”的日子。

    吴长邺先生向笔者回忆说，即使吴昌硕当时的润格很高，但求购者依然很多，供不应求。那时他们住在北山西路吉庆里，每天早上他起来，一楼客堂里坐满了人，二楼爷爷的画桌上已堆满了银圆，有些人为了及时拿到东西，不惜成倍加价。而吴昌硕老人对此情况也颇为调侃，他在一些润格前均以诗告白。如1916年在九华堂印的润格上，缶翁写道：“耳聋足蹩吾老矣，东涂西抹殊可耻，加润年来非所喜，养疗得闲亦为己，大雅宏达请视此。”在1920年元旦出的润格前，他又诗曰：“衰翁今年七十七，潦草涂鸦渐不律。倚醉狂索买醉钱，滴酒珍珠伦贾值。”历史地看，吴昌硕的润格提升，从根本上讲是保护和支持了海派书画家的创作和探索，也使他们活得更有尊严和自信。感谢鲁迅先生当年的这一声感叹，为海派书画留下了一个宝贵的经济形态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