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正贤  沃明东

    由上海君悦文化、杭州博物馆等主办的《浙江青瓷与海派书画展》最近在杭州博物馆推出后，引起了浙江文化界和收藏圈的关注。将浙江青瓷与海派书画并置展出，这还是头一回。海派书画是上海文化的重要符号。龙泉窑是地处浙江的名窑，龙泉青瓷是浙江文化艺术的“四宝”之一。虽然彼此分跨不同地域，属于不同的艺术类别，但是并置在同一个博物馆以一个独立的题目展出，确实起到了别样的艺术观赏效果，是海派文化和浙派文化一次很好的交流和弘扬。

    青瓷的发明是华夏文明创造及文人抒情诗意的延伸

    浙江是人类古瓷器的发源地，东汉末年青瓷的发明是华夏文明创造及文人抒情诗意的延伸，特别是它形式的调子和胎釉的深幽绚烂，既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习惯，又登堂入室为雅艺术，开创了新纪元。龙泉窑是地处浙江的名窑，开创于三国西晋，结束于清代，烧造瓷器的历史长达1600多年，是全世界烧造瓷器时间最长的名窑。特别在南宋时，宋高宗赵构迁都浙江临安(今杭州)，在皇室的支持下，以龙泉大窑为中心的龙泉窑瓷业，学习吸收了南宋官窑的先进制瓷工艺，有了重大的改变和提高，达到了鼎盛时期。南宋外销产品都以龙泉青瓷为主，由荷兰商人来泉州运至欧洲，价与黄金同值，欧洲皇室、名流、名门望族都以收藏龙泉青瓷为荣耀，法国人士更是为之倾倒，以“雪拉同”称呼，并一直沿用至今。13世纪末，元朝建立了横跨亚洲、东欧的大帝国，元政府先后在上海、庆元(今宁波)、杭州、温州、广州等设立市舶司，以“官本船”的形式对外贸易，那时期的龙泉青瓷花式品种更十分丰富多姿，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大量销售到亚洲、非洲等国家。据明朝《大明会典》记载，“当时规定外销瓷盘每个售价为150贯”，价格是很高的。至今全世界各大博物馆、文博机构、著名院校都有收藏、展览展出古代龙泉青瓷，经常发表学术论文及出版专著刊物。特别是佳士得、苏富比经常有古代龙泉青瓷拍卖专场，各地古玩市场也汇集了许多精美的古代龙泉青瓷。如今，观摩、学习的机会有很多，收藏的渠道也很畅通，向专家请教比以前容易了，去龙泉窑实地考察的交通也很便捷。这些因素，让我们更能学习、掌握龙泉窑青瓷的相关知识，更能理解龙泉窑青瓷之美。郭沫若先生说：“土是有生之母，陶为人所化生，陶人与土配成双，天地阴阳酝酿。”古代龙泉青瓷之美，不仅仅在于器型、釉色，而在于“为人所化生”，即古代劳动人民超高的智慧与创造；古代龙泉青瓷之美，不仅仅在于这些器物是谁拥有的、档次有多少高，更在于它的爱护性传承并弘扬光大。

    海派书画在中国美术史上曾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美术史上逐渐崛起一个被称为海派或海上画派的画家集群。它以上海为活动中心，吸纳并且引领着苏、浙、皖乃至更大地区的艺术力量，其画家阵容之浩大，绘画风格之纷繁，以及得时代变革风气之先的显赫声势和深远影响，均超过了此前的所有地方画派。海派书画在中国美术史上曾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总体上海派书画家划分为三代，第一代以赵之谦、任伯年为领袖，主要成员有张熊、任熊、任薰、胡公寿、虚谷、蒲华、钱慧安等，均是清末中国画坛的一流名家。第二代“海派书画”的领袖是诗书画印四绝的吴昌硕，主要成员除高邕、陆恢、王一亭、黄宾虹等人外，还有一批相当重要的“大师中的大师”即发展和打造大师的人物，如沈曾植、李瑞清、曾熙等先后培养了于右任、张大千、吕凤子、王蘧常、李仲乾等；康有为栽培及扶植了刘海粟、徐悲鸿等。第三代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三吴一冯”即吴湖帆、吴待秋、吴子琛、冯超然为代表的“海派书画”则处于全盛时期，这个时期及之后时期的主要成员有赵叔儒、刘海粟、徐悲鸿、张大千、潘天寿、陆俨少、谢稚柳、程十发、唐云、贺天健、来楚生、江寒汀、张大壮等。海派书画一方面个性鲜明，重视书画诗印全面的修养，另一方面从民间艺术中吸取营养，雅俗共赏，形成兼容并存的格局，使绘画更加符合社会审美需要，真正走向市场，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又一高峰。

    海派书画是上海文化的重要符号。龙泉窑是地处浙江的名窑，龙泉青瓷是浙江文化艺术的“四宝”之一。尽管两者表现的形式和侧重点不同，但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属于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此次别开生面的跨地区、跨类别，内容丰富的艺术展览，也是海派文化和浙派文化一次很好的交流和弘扬。(作者分别为青瓷研究和书画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