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
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名的短篇小说圣手雷蒙徳·卡佛，如今亦已是属于上一辈的一代人，而且他故世得早，让人感觉离现在更是远一点了。我在购买译林出版社的那一册《大教堂》 短篇集译本时，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说还是新的。后来才知道，由于一位日本的颇得人望的当代作家也喜爱卡佛，并且特别地钟情于卡氏那篇 《在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无意中便把卡氏的名字以及那一个让人感到新奇的句式传播开来了。所以，当我心里还在问这是谁的时候，周围的不少人对于卡佛的名字已经是十分熟悉了。
也许是本人的一个偏见，对于新的作家，无论中外，总提不起很大的兴趣。但是当时对我来说完全是新的这一个卡佛的名字和他的这一册短篇集，却是怎么看到了买下来，而且极有兴趣地通读了一遍呢？ 现在回想起来，完全是由于无意之中拿起来随手的几页试读，却一下子有点放不下来了。说来也对不住得很，那个引起兴趣的兴趣点，也还是在于以前的老辈的作家，一位是契诃夫，一位是海明威———随手翻开读到的卡佛的那几页文字，实在像极了契氏和海氏的风格与作意，觉得当代能够有这两位我所最为佩服的短篇作手的传人，真是不容易，也不多得，便马上把这集子买下来，好好地读了一遍。
后来看卡氏自己的自述，证明我在随意翻读时的第一印象并不错误。他本人对于契诃夫和海明威这两位大师，也是多所致意。他在说到契氏时，有这样一段话：“一百年前，契诃夫就开始写这类被生活淹没的人了。短篇小说作家一直是这样做的。”卡氏自己说，用普通却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椅子、窗帘、叉子甚或一块石头、女人的耳环，赋予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做得到的。一句表面上无伤大雅的寒暄，却传出冷彻骨髓的寒意，这也是做得到的。卡氏说他不可能以嘲讽贬低的姿态对待“俗事儿”，对于那些不好意思写剃头、拖鞋、烟灰缸、玉米粥之类“庸常事物”的人，他会替他们感到羞耻。
而在说到海明威时，卡氏更是明显地表现出了自己的钦服。他曾引用海氏的一句有名的话：只要你自己清楚你都省略掉了什么，那么省略什么都没关系。这即是海氏所谓的冰山原则。卡氏不仅是同意而且是那么深刻地对之有理解，他说过这么一段话：与小说中可见部分一样重要的，是那些被省略和被暗示的部分，那些平静表面下的风景。他说他喜欢的是“能见度低”的作品。这个话说得实在很有深意，因为这与我们读到杰出作品时的感受是一致的，好作品往往是“说不大清楚”的，当你说出一种感觉或者感受时，却总觉得马上便有更多的话已经等待在那里，想要来补充补足。
卡佛是一个他“过的生活”与他“写的生活”分不大开的作家。他说他当然不会把他邻居直接写到他的小说里，但是他常常听在耳朵里的“春天到了、要大扫除了”之类邻居的念叨，却无论如何总会钻进他的小说里。卡佛的一生，经历了各样的生活的曲折，他是完全浸在生活的肌理当中的一位作家，所以他的小说里，对于平静之下的忧伤、欢笑后面几乎无泪的愁苦、逝去的生活中的留存或者留存中的已逝、猛烈燃烧中的灰烬以及缓慢腐烂中的“热情”和燃烧，甚至是无悲无喜、无奈却是本然的没有表情的生活，都是特别地有他的体察和体会。
卡氏小说里常常会有“小时候”和“当初”的字眼，比如那篇 《羽毛》中同事家里女主人一副不整齐的牙齿的模型和她养在家里的一匹孔雀，在女主人的心中那都是珍贵的留念和回忆。那副模型里面，有当初丈夫对自己的温情和体贴，让自己花大的代价换来一口漂亮的牙齿。那匹孔雀是小时候翻看图画书的时候，看见孔雀是多么的美丽而且可爱，一心想着将来能够在家里也有这么一个朝夕在一起的伙伴。“小时候”和“当初”，都会留存在后来的实生活当中，温情和孔雀都在，但那心里的实感，却在各人之中都有说不清楚的差别，上门做客的客人，当然也能听懂女主人诉说的这些小时候和当初的来龙去脉，却不大会多看几眼那样难看的牙齿的模型，也不大会喜欢孔雀臭烘烘的味道和盯着人看的眼神。再比如那一篇 《保鲜》，女主人在家里冰箱坏了之后，想到了拍卖会，时间就在当天的晚饭之后，她一下子感到了振奋，急切地想赶到那里，因为她“小时候”跟着她父亲去过好多次，这里面有多少当初的回忆。但她的这一份实感，却连她的丈夫也不可能知道和真正懂得，看着丈夫回到沙发旁边的一双懒洋洋的脚，“小时候”和“当初”又回到了多少有点冷冰冰的实生活当中，那味道已然有一点儿不同了。
在卡氏小说里，连那些生活里的大悲伤，也并不如一般想象中的运用浓重的笔墨，来描述那强烈的情感和情绪。他用的笔，还是“能见度”不高的。比如 《好事一小件》 当中，夫妻俩的小小儿子，因为一场并不太严重的车祸而受了一点看上去并不致命的小伤，但是应该苏醒的时间早过了，那儿子却是醒不过来。最后因为一个十分隐蔽的内出血，儿子不治而亡。这在一个家庭，总是一个大悲痛。但在卡佛的笔下，却是插叙进一个面包师的看似旁枝的故事。那个儿子出车祸的当天，正好是他的小小的生日，他妈妈事先到面包师那里预订了生日蛋糕。出了事，谁也想不起那个蛋糕，更不要说去领回家。于是面包师便反复打电话到他们家，却是有点“不怀好意”地不明说，只道“你们是不是把儿子忘了”。最后是妈妈想了起来，对于那个面包师是那么地愤怒，便半夜赶了过去。当面包师明白了他们的处境，便拉过了椅子让他们坐下并吃刚出炉的面包。面包师说孤独已让他不知怎样待人处事了，他每天对着大家预订的蛋糕，其实就是直面着一场场喜庆的结婚、生日及各样的欢宴，反过来更形孤独了。这些话，都说得很淡。天亮了，夫妻俩却还没想到要离开。
卡佛的笔，就是这样的“能见度低”，让你似乎看到很多、想到很多，有不少的话要说，却也有点说不清楚到底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他在《大教堂》 这一篇里，借着“手把手在纸上描画来告诉盲人大教堂是什么样子”这一个故事，其实却是有点在“夫子自道”，说的既是生活，也是写作。生活当中真正的悲喜与言行，能见度哪里会很高呢？ 都只不过是辛稼轩的那一句“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而已。那么，即便这样，还是聊且说说，手把手描画一个“大教堂”，也算得是彼此温暖一下各自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