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泉

    1978年春节后，我曾应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室通知，赴京去修改自己的长篇小说。抵京后，由出版社安排，我有幸与著名诗人公刘同住一室。公刘是应中国青年出版社邀请来京，为其新创作的叙事长诗　《尹灵芝》作修改的。安排甫定，对能见到并同住一室的久仰大名的诗人公刘，我作为一个文学界的无名后辈十分激动。当时春暖乍寒，从山西忻州　(他后来调到合肥的安徽作协)　来京的公刘，还穿着一身黑棉袄。他个儿不高，却有着一个大头颅以及粗重的嗓音，除了灼灼的双眼显示着他是个智者，其言谈举止平平常常颇像一个老乡农，无丝毫浪漫时髦的大诗人的派头，一下子拉近了我俩的距离。

    每天晚上，我们头靠头临睡前，谈得最多的当然是文学的话题。我来自上海，最早读到的公刘的作品，就是他写的　《上海夜歌》。相识当晚，我就曾给他背诵过这首不长的诗。因为他对大上海的夜景描写留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对黄浦江畔上海海关钟楼的细节描述：“时钟和分针/像一把巨剪/一圈又一圈/铰碎了白天/夜色从二十四层高楼上挂下来/如同一幅垂帘/上海立即打开她的百宝箱/到处珠光闪闪/灯的峡谷，灯的河床，灯的山/六百万人民写下了壮丽的诗篇/纵横的街道是诗行/灯是标点。”整首诗仅十二行，却多么形象而又生动地讴歌了解放后大上海的繁华灿烂的动人的夜景啊!

    由这首诗，公刘谈起了文学创作离不开生活实践、离不开对生活细节深入观察的话题。上海解放后，一扫旧上海十里洋场的奢靡风气，新人新事层出不穷，一个朝气蓬勃的新上海呈现在世人面前。在眼花缭乱的万千事物中，公刘独具慧眼，他对新上海夜景的描绘，诠释了鲁迅先生对我们的教诲：“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要看到一点就写”的创作真谛。

    公刘是在广州解放后，由香港回来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即就跟部队进军大西南的。正是这段时期的西南边陲的军旅生活给了他喷涌如泉的创作灵感。他先后发表了表现转战和守卫在边疆的解放军官兵生活的组诗：《佧佤山组诗》、《西双版纳组诗》　和　《西盟的早晨》，还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　《边地短歌》。这些充满了边疆战士浓郁生活气息的诗歌，不仅使他成为全国解放后最早获得较高评价的诗人　(当时他的　《西盟的早晨》获得大诗人艾青激赏，亲笔写了评论《公刘的诗》　在　《文艺报》　头条发表，而据说艾青是从不为人写诗评的)，也成为其后众多军旅诗人的创作楷模。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又领衔参与了聚居在祖国西南边陲的撒尼人的民间长诗　《阿诗玛》　的采风、收集、整理和再创作　(与黄铁、杨智勇、刘绮共同整理)。之后在长诗　《阿诗玛》　基础上改编摄制的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阿诗玛》，不仅映遍神州大地，还风靡国际影坛，为国争了光。

    为了整理、创作好长诗和改编好电影　《阿诗玛》，他与几位同仁在当时军区政治部的安排下，为加深对彝族支系撒尼人的了解，横越广西，取道贵州册亨、安龙、兴义，进入云南罗平、师宗、陆良、路南、宜良一带，深入大面积的喀斯特地貌和方圆数百里星罗棋布的“石头的树林”(即云南“石林”)　中，去寻觅那些包着绣花头帕、穿着麻布褶裙、沿途载歌载舞的“阿诗玛”们，深入到他们的情感生活中去。公刘曾给我讲了一个文学创作离不开对生活细致入微观察的例子：撒尼人在口头长诗中曾用“落日的影子”来比喻阿诗玛的头发。公刘开始不解，后来经过观察，发现撒尼女子的头发真的几乎无一例外地略呈暗红色，并且显得干燥而蓬松，透露着她们居住在云贵高原上的生活艰辛；同时当落日晚霞照射在圭山　(云南撒尼人的主要聚居地)　的红土壤上，再经过折射，在她们的头发上也真的是会映衬出一片暗红的影绰，真像夕阳的红色余晖落在了她们的头发上，惟妙惟肖地反映了当地的人文地理特征。这一发现使公刘恍然大悟：啊啊，“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原来竟至于这样的密切与忠实!”而且这个“落日的影子”比喻在　《阿诗玛》　的民间口头传唱中早就存在了。这给公刘的启示是深刻的，也是震撼的。正是学习、整理、创作长诗　《阿诗玛》　和改编电影《阿诗玛》，为他对生活情景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再创作于诗歌等文学作品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