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

    迁就我几分钟，好吗?　跟大家说个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两名画家决定一战高下。其中一人的作品，逼真到能让鸟儿从天而降，试图啄食画中的葡萄。洋洋得意的他邀请对手揭开遮画幕布，才发现自己早已输了，因为对方画的正是一块遮幕。换言之，前者的画好到可以哄引飞禽，后者的却能蒙蔽专家。

    喜欢吗，这故事?

    根据古罗马学者老普林尼的说法，上述比赛发生在古希腊。画葡萄的是烜赫一时的宙克西斯，胜其一筹的反而是当时名不及他的巴赫西斯。老普林尼的故事靠不靠谱并不重要。重点是，中意这类故事的人，我总觉得，不太可能真心诚意地喜欢艺术。

    毕竟，艺术不是一种竞技活动，尽管并驱争先是人之常情。艺术不像赛马，必须有输家和赢家。刚好相反。虽然艺术史看起来是由一个个闪亮的成功例子组成的，事实上，哪怕是被时间吞没的画家也有可能死灰复燃。二十世纪之前，谁还记得弗朗切斯卡的名字?　有三四百年名不见经传的他，到了二十世纪，竟然开始享有比他生前还响亮的盛名。大家都说，善变不过人心。其实，时代的品味更是反复无常。

    所以，在我看来，与其把艺术史看作一种“淘汰赛”，倒不如形容它为一场对话:一场永无止境的对话。作品与作品之间的，以及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的。只要竖起双耳，谁都能听到这些对白。就以六张“维纳斯”为例。六位大师画的，皆是自己心目中的美之女神。虽然从波提切利的文艺复兴时期到马奈的现代主义，足足四个世纪过去了，但画家与画家之间的交谈，偶尔的共鸣，更常出现的争辩，依然余音袅袅，不绝于耳。

    当然，再怎么大的博物馆，可以容纳的也不过就是只言片语。这便是为什么，在上世纪中叶，法国作家马尔罗提出了“musée imaginaire”这一想法。这是一座我们用想象力搭出来的博物馆，里头收藏了所有我们觉得重要的艺术品。在马尔罗的理解中，印刷物是这种想象博物馆的最佳范例。要是他活在我们这个世纪，想必会认为互联网才是名符其实的“musée imaginaire”，虽然随着图片，更别提信息的超载，可靠性也大幅度在缩减。短短二十年里，就连老普林尼相较之下也成了学术一丝不苟的权威了。

    即便如此，上述的这个来自《博物志》的故事仍然存在一个小问题。老普林尼无意中“理性化”了整个创作过程，仿佛每件作品都是一步棋，为的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击败其他艺术家。这世上确实有不但精通棋法、还一心一意想推翻传统的艺术家。比方说，杜尚。不正是因为这位法国前卫艺术家精通西洋棋，他才会坚称“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是棋手，但所有的棋手都是艺术家”?

    当然，杜尚这种说法，只是扩大了“艺术家”的定义。更别提绝大多数的艺术家，并不像他那样离经叛道。

    所以我才一直认为，反而是不会画画的亨利·詹姆斯，最能体会艺术家的心态。在短篇小说《中年》里，这位美国作家写道:“我们埋头苦干———我们尽力而为———我们付出一切。我们的疑惑点燃了我们的激情;我们的激情促成了我们的使命。余下的，只有对艺术的狂热。”

    或许这段文字又过于“浪漫化”了艺术。但在理性当道的现实生活中，艺术的一大好处不就是它能让我们投入一点浪漫，注入少许激情?

    至少，我是这么看待艺术的。所以才会把自己的一本新书命名为《孤独之间》。这个乍听之下或许有点怪的名字来自奥地利大师里尔克在《给青年诗人的信》中的两句话:“艺术作品永远是孤独的，绝非评论可及。唯有爱能搂住它，了解它，珍惜它。”我试图撰写的，则是一本既不走学院派路线，也不踏入鸡汤八卦领域的“另类艺术史”。我抛弃了讲述艺术的这两种最常用的手法，甚至可以说，一切传统手法。我会随着不同艺术家的风格而转换叙述方式。既然每一个优秀的艺术家都有自己的独特画风，为何硬要用同样的方式描写每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