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
每当恢复高考一个十周年时，都会有记者来采访，编辑来约稿，以为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入学的第一批大学生，其实我不是。恢复高考后我也曾兴冲冲地去报名，工作人员看了我的证件后告诉我已经超龄。规定的年龄是30足岁，即在报名时不满31岁。我出生于1945年12月，当时已过了年龄。有人劝我凭着上海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和上海市人大代表的身份给领导写信，争取破例。当时习惯于服从组织安排，觉得既然不符合报名条件就只能服从。
没有几个月，公开招收研究生的消息公布了。开始我没有在意，因为我知道研究生比大学生高一个等级，大学毕业后才能报考，与我没有关系。不久看到具体报道，知道报名年龄放宽到40岁，而且没有学历条件。记得 《人民日报》 还发了评论文章 《不拘一格降人才》，强调研究生招生在年龄、学历、家庭出身、本人表现上都要实事求是，不拘一格。我想，上大学本科的路已经断了，要实现上大学的梦想只能靠考研究生了。再说，我只有高中学历，就是考不上，也不丢脸，更不会有什么损失。报名时果然非常顺利，听工作人员说，已经报名的人中还有初中学历的。不过我心里还是没有底，平时不露声色，连单位同事也没有告诉。当时我在中学负责学生工作，考试那几天，每天照常主持8点钟的升旗与广播，结束后才骑自行车到不远的上海工学院 (今上海大学延长路校区) 考场，参加9点钟开始的笔试。接到复试通知后，按规定在职人员可享受10天备考假，我报考的事才在单位公开。
复试包括导师的面试，因为谭其骧教授正在龙华医院住院治疗，我们5名考生是到医院去接受面试的。复试下来，自我感觉不错，又开始担心工作单位会不会放我走。那时我是这所中学的专职学生团委书记，兼着教革组 (相当于“文革”前的教导处) 副组长，负责全校学生的管理，一年前刚被评为上海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本区中学老师中唯一的市人大代表。“文革”中对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走白专道路的批判言犹在耳，心有余悸，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中学教师想读研究生，不是为了成名成家又是为什么？“党叫干啥就干啥”，“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是我对学生的日常教育，如果上级拿来要求我，说党需要我继续在中学工作，我能不服从吗？
当我忐忑不安地将录取通知交给党支部书记时，他却没有任何犹豫，告诉我已经将我的工作分配给其他人，我可以马上办离校手续。事后我得知，复旦大学历史系派往我校为我作政审的总支委员与支部书记认识，他读中学时曾到区少年宫服务，而支部书记那时担任少年宫主任。在得知我肯定会被复旦大学录取后，支部书记就请示过区教育局。教育局长的态度十分坚决：“如果他能考上研究生，说明国家更需要他读研究生，一定要支持他去，学校的工作再困难也得克服。”我的工资还是由中学照发，直到我研究生毕业，才转到我新的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其间一次工调还加了一级工资。据我所知，两年后市里就发了通知，要求稳定中学教师队伍，再报考研究生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有一位老同学考上后还是被本单位强力挽留了。
1978年10月到复旦大学历史系报到，我发现幸运才刚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知识分子政策得到全面落实，曾经被打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的老教授重登讲台，重返研究室，重招研究生，我们这批研究生不仅选到了泰斗级的导师，还有机会听到他们讲的课，得到他们的耳提面命。
章巽 (丹枫) 教授是中西交通史专家，“文革”期间被勒令退休，当时刚被重新请回历史地理研究室。室主任曾安排我接受他的指导，并为他做些辅助工作。当时章先生正在进行 《法显传》考释，他让我去上海图书馆核对版本。我自以为非常认真，但章先生还是在我的校勘中发现了两处错误。他告诉我，哪怕一个错字，也会造成误判误导，有时会形成错误的结论。他又给我分析不同语源的汉译形成的差异，要求我重视外国学者的成果，学好外语。有一阶段，我几乎每周都要去山阴路章先生家，尽管只有一个学期，以往从未受过学术训练的我受益无穷。后来章先生招了马小鹤、任荣康两位研究生，我曾与他们开玩笑：“我应该是你们的师兄。”
1980年秋，研究室领导安排我担任谭先生的助手，经常随同他参加学术活动，出席会议，为他处理信件，联系工作。1981年5月，我随侍他去北京出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后改称院士) 大会，以后几乎每年随他参加年度大会或地学部的会议。浙江大学出身的委员有四十多人，大多是谭先生熟识的同事，还有他的学生和听过他课的，加上他在燕京大学的同学、北京的旧友，每天我都有机会听到他们的讨论、交谈、忆旧，亲炙他们的真知灼见，珠玑妙语，有的终身难忘。
我的硕士论文准备做历史人口地理方面的，谭先生说：“我不懂人口学，可以介绍你去找吴斐丹。”有次我提到胡焕庸先生提出的瑷珲-腾冲线，谭先生说你何不直接向他请教呢! 胡先生在“文革”前就已销声匿迹，“文革”期间更受到严重迫害，重新露面后就像出土文物，在广东召开的中国地理学会选举理事会时居然落选，因为中青年代表根本不知道他。有了谭先生的介绍，我两次去华东师大一村他家中求教。他很感慨，这么多年没有人来问瑷珲-腾冲线了。有一次我谈及对 《梦溪笔谈》 一条解释的异议，谭先生又联系了胡道静先生，安排我求教的机会。
我的博士论文评阅人是王仲荦、史念海、孙毓棠、李旭旦、杨向奎、杨宽、吴传钧、吴泽、吴斐丹、张维华、陈桥驿、林甘泉、周一良、周谷城、赵俪生、胡焕庸、胡道静、侯仁之、蔡尚思、黎子耀，答辩委员是侯仁之、史念海、杨向奎、吴泽、杨宽、程应镠、陈桥驿等先生，在当时也称得上超豪华。
如今这些老师都已归道山，有的在我求教不久就告别人间，或者失去了工作能力。
每忆及此，除了永铭师恩外，我永远感谢恢复高考、公开招收研究生这一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