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征南

    从海拔700米的西双版纳市勐仑镇到海拔1300余米的象明彝族乡安乐村，全程不过70公里，可上海第十批援滇干部沈伟所乘的车却行驶三个多小时。其间，他先后经历平坦的高速路、坑坑洼洼的水泥路、易于维修的方砖路、高低不平的塘石路和遇水打滑的砂石路，坡度在10-40度之间来回变换，不断地绕着急弯蜿蜒而上，内侧是落石跌落的绝壁，外侧是奔腾的小黑江。尽管他牢记“脚夹紧、手抓紧、眼盯紧、心收紧”的小秘诀，却还是阻止不了车窗和车顶对头部的反复撞击，晕眩无比。滇南山区的雨如同长在树上，说下就下，可刚下车的沈伟却来不及休息，立即投入“产业+道路”项目的调研中。

    “上海对口云南的12个州市的247万贫困人口，大部分分布在偏远山区、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属深度贫困地区。因此，对口工作的核心就是精准扶贫，下决心啃下那些最硬的骨头，助推云南打赢脱贫攻坚战。”上海援滇干部联络组组长、云南省扶贫办副主任罗晓平告诉记者，上海援滇20年来，累计投入帮扶资金38.1亿元，帮助60多万群众实现脱贫梦想。今年，上海将进一步在资金、项目、人员等方面增加帮扶力度，解决云南深度贫困地区的发展短板和迫切之需。

    民族地区“直过村寨”展新颜

    直到现在，普洱秧洛村博航八组村民岩昆都不敢相信眼前村寨的变化。

    这是一个典型的“直过民族”贫困村寨，即直接由原始社会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村寨。他们底子薄，起步晚，贫困度深，人居环境亟待改善。长期以来，岩昆和他的祖辈一样，依山而居，住在上楼下厩的木结构篾笆房中，一楼置放牲畜和柴火，二楼的卧室、厨房、客厅连在一起。冬天屋子里四面进风，阴冷无比；到了夏天屋内阴暗潮湿，再加上人畜混居，因此蚊蝇遍布，卫生条件极差。

    篾笆房几乎每年都要维修，每十年就要重建一次，劳动力和种甘蔗攒下的收入基本全禁锢在“你家修完我家建”的循环中。现在，岩昆和其他45户人家全都住进了上海援建资金参与建设的安居工程：2层小楼按照“人畜分离、厨卫入户”的要求建造，而墙壁上刻画的牛头、太阳、月亮和木鼓，又较好地保持了佤族文化特色。

    “等农闲我带你到上海考察农家乐，咱阿佤人民将来发展乡村旅游，你在家唱歌都能赚钱。”援滇干部林晓东趁热打铁地说。

    “等上海人来了，我给他们打折。”穿着大红衣裳、皮肤黝黑的岩昆，靠着庭院的篱笆，从未走出佤山的他咧开嘴，笑容比阳光还灿烂。

    在拉巴乡芒东村，上海援建新房的绿色琉璃瓦之上，都镶了一个金色的葫芦———这是拉祜族的图腾。

    农户李扎体现在依靠养殖，一年有2万多元的纯收入。他最感激的，是上海资金为村里修的硬化路。

    拖鞋根本包不住李扎体厚厚的脚底板，他自己笑称“连茅草刺都扎不破”，这可都是被路逼出来的。“过去，家门口都是土路，一到雨季，淤泥和粪便混合，拖拉机都开不了，只能靠脚，一脚一个坑，鞋子陷进去就拔不出来，索性做‘赤脚大仙’。”他说，“我十几岁就一前一后挑着两头小猪到30公里外的集市上去卖，运气好一下子就卖得掉，运气不好，又不想挑回来，只能低价甩卖。现在小贩直接把车开进村，价格给得不满意我根本不卖。”

    产业的带动作用无可比拟

    如果只有基建投资，没有产业带动，深度贫困地区的致富将明显受限。

    在安乐村，除了土路硬化，上海资金还准备带来养牛项目。牛肉在云南拥有较好市场，沈伟已经算好了账：对那些贫困程度较高的少地农户而言，他们可以选择自己代养牛，按照增重量计算报酬；也可以来到集中养殖点工作，领取工资；还可以通过种植饲料赚钱。如此，这条“最后一公里”硬化路将变成致富的产业道路。

    西双版纳勐海县郊外，一棵棵树干上

    布满了刚栽种不久的铁皮石斛。树下，还栽种着多种中药材。这是光明云南石斛公司的仿野生石斛种植试验项目。“勐海县人均耕地偏少，我们希望尽量在不占耕地的情况下，增加百姓的增收渠道。”公司总经理王长愉说。

    “如果没有上海的保险扶贫项目，我可能再也不种咖啡了。”贫困户李勇说。

    农户最怕的是，辛苦一年也没有收入。2015年，咖啡价格大跌，李勇算了笔账，采咖啡一天收益40元，还不如打工收入的一半，他一狠心去县城打工，任凭咖啡鲜果掉落在泥土中。

    如今，有了上海安信农业保险的支持，咖啡鲜果的保险价格为2.7元/斤，没有后顾之忧的李勇再次走回了咖啡田。

    援滇干部从第一批到第十批，澜沧县扶贫办原副主任赛友培是全程见证者之一。在他看来，上海援滇扶贫工作有两个明显特点，即精准和撬动。“上海资金重在雪中送炭，用到那些贫困程度最深的地方去。同时，上海善于利用有限的资金办大事，通过示范引领项目，滚雪球，取得最大的扶贫成效。今后的深度扶贫，这两个特点有望发挥出更大的力量。”他说。

    (本报西双版纳6月26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