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征南
花茂村，原名“荒茅田”，即荒芜之地，曾经是一个“出行难、用电难、看病难、上学难、增收难”的典型贫困村。2014年以来，花茂村以富在农家、学在农家、乐在农家、美在农家即“四在农家”为依托，实现农旅文融合、一二三产融合、产业与生态融合、人与自然融合，走出一条绿色的精准扶贫之路。
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地处贵州遵义的花茂村，与村民亲切交谈。他对村民说：“看到每个人洋溢在脸上的愉悦表情，知道你们过得不错，这里的脱贫致富是比较成功的，你们对党和政府是拥护的。群众拥护不拥护是我们检验工作的重要标准。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
从那以后，花茂村的发展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截至目前，花茂村的人均收入达到14119元，比5年前的6478元翻了一番还多。
初夏时节，本报记者来到花茂村，走进产业园区、农家乐以及贫困户的家中，亲身感受那“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田园气息，听花茂人讲述精准扶贫政策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可喜变化。
早上六点，天上的星星还未退场，水塘的青蛙呱呱地叫着，“红色之家”农家乐老板王治强就早早地起床，再晚，菜场最新鲜的农家菜就要被抢光了。
“红色之家”被水田三面环绕，已有村民穿起胶鞋，弯下腰，在田中插秧。晨曦中，王治强发现了郑思群的身影，就跟她打招呼：“那么早就开始干活？”
“端午前后好插秧。我这赶紧忙完了，还得回去换身衣服，不耽误8点准时上班。”郑思群低着头回答，丝毫没耽误手中的农活。
乡村需要呵护才有乡愁
郑思群是“红色之家”聘请的工人，原本在外打工，为了方便照顾老人和孩子，她回到花茂，犁起荒废多年的土地，每个月在农家乐还有1000多元的工资。现在，她家已盖起了两层新房———“小青瓦、坡面屋、转角楼、三合院、雕花窗、白粉墙、穿斗枋”，典型的黔北民居。
在青山绿水之中，陪着老人和孩子，住着古朴的民居，遵从“端午插秧”的时令，这不正是农村人特有的生活吗？
2015年6月16日，沿着土墙和木栏相伴的乡村小径，习近平总书记边走边询问当地脱贫致富情况。看到鲜花盛开，道路两旁的房子干净整洁，他有感而发地说：“怪不得大家都来，在这里找到乡愁了。”
“乡愁是需要呵护的，需要从基础设施开始，科学地打造。否则，脏乱差的乡村哪来乡愁？”王治强说。
“发展乡村旅游，生态是一大重点。”花茂村党总支书记潘克刚说，现在，花茂村不但有15个垃圾箱和99个垃圾桶，还有10座固定式永久性垃圾收集池，垃圾车、手推车已覆盖全村，实行定期收集垃圾，转运到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理。与此同时，花茂村还通过改水、改厕、改灶、改圈，对每家每户进行庭院绿化整治，并科学划定水源保护区，启动生态修复项目，完善村级排污管网，建设农村污水生态湿地处理系统和集镇“垃圾中转站”，将不乱丢垃圾、不乱晒农作物等美丽乡村举措列入乡规民约中。
受惠于花茂的变化，王治强如今的农家乐开得红红火火，一到周末或是节假日，近200个座位不提前预定都没位子，农家乐的“盬子鸡”成了小有名气的招牌菜，这可把年过五旬的他累得够呛。
上午十点，洗完菜的王治强才有时间坐下来吃早饭，两三个红油馄饨刚下肚，第一波游客就到了。他们除了在农家乐留影，还争相邀请王治强讲讲当初总书记来“红色之家”考察的故事。
此时，一个被淘气孩子“折磨”得焦头烂额的父亲过来问王治强，有没有能让孩子安静坐下来玩的地方。王治强用手指了指正前方，陶艺文化创意一条街。盬子鸡制作时盛放土鸡的瓦罐，就在那里生产。
母先才的陶艺吧总共40多个座位，如今4排中已坐满3排，都是大人带着孩子，围在电动转盘边，跟着正前方踩着传统石盘的母先才一起，制作土陶。
陶艺吧更多的是为了宣传陶艺文化，其收入只是母先才收入的零头，他的主要收入还是土陶瓦罐的定制化销售。围绕乡村旅游，母先才将主打产品由传统的罐、缸升级为工艺品，像一个小花瓶，成本不到大缸的十分之一，做细了价钱最多可以达到大缸的5倍。现在，母先才不仅还完了数十万元贷款，还新购了一辆越野车。
撑到“最后”的土陶迎来春天
母先才从13岁起学习陶艺，是家族第四代嫡传弟子。他告诉记者，花茂土陶制作技艺起源于清代光绪年间，主要有缸、罐、钵、坛等几个大类几百个品种，没有模型，全都在手上取巧。一个土陶从软泥到成品要经过制陶泥、做毛坯、上釉、烧制等10多道大工序，初步掌握没有三五年功夫不行。
花茂人的乡愁，和这些瓶瓶罐罐密切相关。黄泥巴、褐瓷罐、土坯窑、釉香绕，记忆中的醋罐子、盬子、倒卜坛、坦钵、油盐罐、菜坛子、水缸子几乎全是那种瓷质和釉色，散发着古朴而温润的光泽，随处可见。
花茂村第一次致富梦也从土陶兴盛开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花茂土陶发展的黄金期。当时，全村人不是做土陶，就是卖土陶，80%以上的人以土陶为生。产品主要为40公里外的仁怀各酒厂，特别是为贵州茅台酒厂生产酒缸、酒瓶、酒坛等器具。
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花茂土陶制作工艺落后于时代，不能满足发展需求，供需严重脱节，土陶作坊逐渐萧条。“我们花茂曾是仁怀各酒厂酒坛的主产区，可后来这个市场逐渐被四川、湖南的产品占领，他们做的酒坛容量最大可达1吨，我们最多只能做出250公斤的。这条主要收入来源就断了。”母先才说。
在土陶作坊纷纷倒闭后，花茂村试图依托周边的煤矿，带动村民致富。住在枫花公路与枫纸公路交叉口处的牟先武对这种发展思路很是反感。“发展运输业，整个村子都尘土飞扬，白天和黑夜，大卡车轰隆轰隆的声音响个不停，睡都睡不好。”他说。
还有部分村民走进环绕村子的青山，将绿树砍伐后卖给煤矿使用。后来，随着国家对森林保护力度的升级，花茂村还是果断斩断这条粗暴发展的路。
没办法，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大量的花茂青年走出山沟外出打工，王治强也是其中之一。他经历过“一年只有过年、端午、鬼节三次‘打牙祭’”的苦日子，也有过“初中交不起学费而辍学”的伤痕，预感陶艺学徒没出路，他问邻居借了5元钱，辗转来到广东，学习建筑施工技能。后来，有了一技之长的他回到遵义，在市区承包工程，他很努力，生意越做越红火。
2014年，花茂村以“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升级版建设为总抓手，推动农旅文一体化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时任遵义县委书记曾瑜说，把农村一房一床、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山一水转为农民增收致富的要素。
王治强敏锐捕捉到商机，他决定花5万元，翻修老家宅院，回家开农家乐。这一想法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
妻子跟他说：“花茂连个风景区都没有，再说我们这又不靠马路，开农家乐哪有人来？ 我想把家修成大别墅。”
他没注意听，自言自语：“可能5万元还不够，改建加上运营，估计要10多万元。”
“不行。端盘子什么时候才能端出10万元？”妻子生气，却拗不过，就拉着儿子一起劝。
儿子跟王治强说：“现在国家建设力度这么大，在城市搞工程不是挺好的吗？开农家乐能赚多少钱？”
王治强回答：“离家久了都恋家。有了机会，还是在家发展好。你看吧，花茂的青山绿水，家里的美丽田园，将给我们带来切实的好处。”
与此同时，烟火未辍。花茂仍旧有村民朴实地坚守，传承着先辈的土陶技艺。从2000年到2015年，母先才陪着花茂村最后的土陶作坊以“唯一”的勇气坚持经营，并不断改进工艺。
终于，他赶上了好时候。县领导来花茂考察时如获至宝，将陶艺一条街列为苟坝会议红色旅游沿线发展的重点项目。“当时，县里镇上帮我落实提档升级所需的贷款后，有领导跟我说，再过两年，你就能在床上数钱了。”母先才说，“可后院堆满的坛罐已滞销半年，杂草齐腰。我觉得他们是没看到我的经营‘惨状’，我也不好意思说，就当领导在激励我吧。没想到，致富梦成了现实。”
大棚里“种”出一个公园
“在总书记考察之后，我们村的旅游更火爆了。”牟先武说。
去年，在外务工回家过年的牟先武看到马路上如同赶集一般的人潮。再想想自己上初中的孩子和身患疾病的母亲，决定留在家中，利用家对面就是陶艺一条街的优势做文章。他将前门院坝改成洗车场，后墙打开开起小吃店，夫妻两人相互照应，生意不错。
如果既没有王治强这样的决心和思路，没有母先才的特色手艺，也没有牟先武家这样的绝佳地理位置，其他村民要如何致富呢？“除了旅游、文化之外，我们还重点发展农民的老本行农业，区别于传统农业的现代高效农业。”花茂村委会主任彭龙芬说。
在花茂村的最南边，有一个大棚里的公园。在13000平方米的空间里，巨型南瓜、五彩椒、红玉西瓜、碰碰香、巨型丝瓜、亚腰葫芦等180多个蔬菜、花卉品种，各种形状、各种色彩，不断冲击着游客的眼球。这里集新品种试验和展示、实践教学、旅游观光等功能为一体。2015年7月对外开放。“我们过去只晓得大棚用来种田，真是开了眼界。”彭龙芬说，第一年门票收入就300多万元，比外面贵3倍的小黄瓜，卖得好得不得了。
花茂村完善“公司(园区) 基地合作社村委会农户”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土地入股、平时务工、年终分红，带动农民发展产业脱贫致富。九丰农业园区投资超亿元，将建成智能温控大棚、办公培训中心、深加工车间、生态餐厅等设施15万余平方米，打造核心蔬菜基地300亩、露地蔬菜示范基地3000亩，带动周边乡镇种植露地蔬菜2万余亩。
“总书记考察九丰园区时说：‘我到这里来，主要就是看中你们对农民的带动作用。’现在，明显感觉村民打牌的越来越少，做事的人越来越多。”九丰公司副总经理闫京罡告诉记者，如今园区内近200名员工中，除了十几名技术员，全部聘用经过培训的本地村民，这对企业减轻人力成本而言，也有好处。
贫困户吴仕巧在园区中，一条一条地拉扯丝瓜缠绕的吊线。她以前从来没见过吊线，如今几秒钟的时间，她就能操作一条吊线。
中午下班，她立马回家，没空休息，就要给下肢瘫痪的丈夫做饭。她的家非常简陋，厅堂空空荡荡，只放着一张桌子、几条板凳和一台饮水机。2006年，丈夫因病倒下，瘦小的她承担了全部家庭重担，她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念想———赚钱。买药帮丈夫缓解病痛要花钱，儿子高中学习生活也要花钱。为了多挣钱，再苦再累的活她也愿意做。2014年，读初三的儿子回家，不经意间发现吴仕巧的腿已一瘸一拐，方才知道，长期在工地接活对吴仕巧的身体带来多大负担。儿子求她：“妈妈，我不读书了，我出去打工，我要帮你照顾爸爸。”
“不行，你爸爸和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你要好好读书。”吴仕巧说。
当年，她家被列为精准扶贫帮扶对象，儿子的学费有了着落，且按照村里“脱贫不脱政策”的要求，儿子将来依然会获得学习上的资助。吴仕巧本人也由于九丰农业的进驻，获得了一份较为轻松的工作，每个月有近2000元的工资。一家人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
对贫困户雷文碧而言，在九丰工作，让她的种植理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以前哪有育苗的工夫？就往地里洒些种子，‘靠天收’。而在九丰，有专门的育苗中心，可一次性育苗90万株，年育苗能力达800万株。现代化育苗，成活率高，抗病力强，产值涨了很多。”她说，“还有蔬菜嫁接，那么短，那么细，但他们就是做到了。我得跟他们好好学，将来有机会回家自己试试。”
“毕竟是企业，原本我们的技术是对内保留的，但既然要带动，就要对农民培训，植入现代种植理念。若是优秀员工将来能独当一面，有的走出园区，到更广的田野发展现代种植，将带动更广群体增收。”闫京罡说。
这也正是花茂村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