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伊东忠太 (1867—1954) 是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时代最了不起的建筑史家，也是东亚包括中国建筑与艺术史这一领域的奠基人。明治三十五年(1902)三月到三十八年(1905)六月，他第一次在亚洲各国旅行，此后，他又陆续来中国考察，写下了厚厚的一册旅行记，据他自己说，行程共达六万英里，也算得上千辛万苦。要知道，那个时代没有飞机，没有高铁，也没有高速公路，需要跋山涉水，就算有马有车有挑夫，在异域旅行也是很艰难的。
伊东忠太的中国旅行谈(《伊东忠太建筑文献》第五卷，龙吟社，1936)收录的各个旅行记，前后略有颠倒：第一种是旅行谈，记载他第一次在中国的旅行，这是1902到1903年，一共有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902年3月至6月，以北京为根据地，先到河北到山西再回河北，最后返回北京；第二部分是从同年(1902)9月至10月，到了河北、河南、陕西；第三部分是紧接着的9月到11月，从陕西到四川；第四部分是从11月到第二年(1903)的3月，从四川成都南下湖北，到湖南转贵州；第五部分是从1903年的3月到6月，从贵阳到云南。第二种是《山东见学旅行记》，虽然列为第二种，但却是十几年以后的事情了，这是大正九年(1920)8月在山东的旅行记录。第三种是《五山巡礼记》，这次旅行的时间，反而比前面《山东见学旅行记》 要早，是明治四十年(1907)10月到12月，重点考察的是江浙的金山寺、灵隐寺。第四种是《南清地方探检略记》，记载明治四十年(1907)9至12月，他在江浙沪等地的考察，内容与前面那一种部分重叠，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分开编排。
旅行见闻很丰富。其他的读者肯定会从这部旅行记中找到更多有意义的资料。不过，我自己读这部旅行记，原本的重点只是在观察明治大正时代的日本学者，如何对中国进行研究，特别是如何实地考察。不过出于好奇，我也顺便看一些学界的逸闻趣事和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部旅行记中，我先感受到的是伊东忠太对当时中国旅行之难的感慨，也从他的这些记录中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状况。他说，与明治日本相比，在中国旅行的困难有三：第一，那个时代的中国没有统一的度量衡制度，甚至钱的价值在各地各省都不同；第二，全国没有统一语言，中国各地的方言很难，因此尽管有通译，也难免语言不通，不得不用笔谈；第三，是道路真难走，住宿条件真差(99-100页)。
在连续几天的阅读中，我陆续摘抄并随手翻译了一些我感兴趣的内容，事后看看，这些读书笔记中，大多有关贵州。想来也不奇怪，这是因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贵州住过十几年，凡是碰到有关贵州的文字图像，都格外有兴趣，特别是对旧时西洋人和东洋人的贵州见闻很有兴趣。说起来，和伊东忠太同辈的日本学者里，当然还有一个大大有名的鸟居龙藏(1870—1953)，他比伊东忠太早一年到贵州考察，不过，鸟居是考古、人类学、民族学家，更关心的是苗族历史、社会和风俗，留下的各种贵州资料偏于学术，没有看到他的旅行日记。而作为一个建筑史家，伊东忠太特别关注的，是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宗教建筑，比如佛教的寺庙、道教的宫观、儒家的文庙和书院、“回教”的清真寺或礼拜寺、基督教的教堂，以及各种也算是宗教仪式性的陵墓，当然他也看各种城堡、宫殿、阁楼、住宅。不过，除了这些建筑史专业的记录之外，他对各地的风土人情也很有兴趣，陆续都有记载，所以读起来比较有趣。
我当年插队落户的时候，学过几年苗话，现在虽然忘得差不多了，但也留有一些记忆，看到伊东忠太这部旅行记中对苗语的记载，就觉得很有兴趣。他在湖南辰溪、沅州时，曾以当地的苗语和北京话、辰州话，以及后来到贵州清平县附近听到的苗语比较，并记下苗语中的“一(a)、二(h)、三(pi)、四(swo)、五(chiya)、六(Tiu)、七(Shun)、八(ya)、九(cho)、十(Chu)”。当年我下乡就在所谓“清平县”(现在是炉山镇)，可是，他记录下来的语音，如果不是我对他标注语音的符号理解有误的话，这些记录似乎与我记忆中的苗话并不十分相同，也许，是他依据的辰溪、沅州，还只是苗人的边区。用过去的说法，他们大多是“熟苗”，而我当年所在的地方是苗族的腹心地区，乃传统所谓“生苗”，如九股苗、紫姜苗等所在，因而语音上也有所不同吧。
记载镇远府一段文字，很漂亮也很有意思。镇远在贵州东边靠近湖南，是从湖南进入贵州第一个关隘，当年南明流亡朝廷，也曾在这里短暂驻扎，说起来也可以算是“往昔皇都”，现在却已经是旅游胜地，号称“东方威尼斯”。城在沅江北岸，伊东忠太描述说，这里“奇岩怪石，风景如画，是中国人理想的山水”，并且写道，江边有“碧瓦朱壁，鲜绿的树林与深蓝的江水，实在是天下难得的好风景，三年半的旅途中，我见到凄壮之景色，首推蜀道之剑阁，而奇拔之境，则以镇远为观止”(291页)。除了令人流连的风景之外，他也曾提到当时法国人在镇远得到开采权，因为这里城东二十里有煤，东北二百里的铜仁有辰砂，青溪县的南江则有铁矿。不过，他好像并没有感到这些传统的风景和那些现代的厂矿之间的反差，倒是比他早五年到贵州的英国人文格德(A.W.S Wingate，1861—1939) 头脑清醒，虽然同样对镇远风景赞誉有加，不过，他对象征“现代化”的外国工矿却严厉批评，说“就在这荒芜的角落，我在河流对岸，面对着鬼城，在野草、灌木丛生的山坡上，赫然发现丑陋的西方工厂，不论我们多么希望提升现代化建筑的美感，我们依然无法想象，西式的工厂建筑如何能够增添东方景致的美丽呢”。
在伊东忠太对贵州的记录中，还可以看到一些晚清混乱和腐败的地方状况，也是很有趣的事情。其中他说，他在施秉曾遇见一个花了三万两买官的知县(他说，此人是没有品格的，是商人出身，因为当知县，可能会收入超过三万两，所以投资买官)；他又在黄平遇见一个最为傲慢无礼的知县，完全没有中国传统读书人的知书达理。另外，他也记载了当年我插队所在的那个地区，据说，那里早是苗汉混居，因而清朝政府特意设了重安、岩门两个土司，来管理当地剽悍的苗人。1903年冬天，他从黄平出发，路过重安镇，重安镇离我当年下乡的地方很近，临江的重安向清平，那座马鞍形的山峰“直立八千尺”，从此开始进入崇山峻岭，这恰恰就要到我所在的地方了。有趣的是，据他的记载，山口有一个“箭当碑”，这是当地人非常妙的迷信方式。在石碑上，从右到左写了“箭当碑”三个大字，下面则从右到左，上下排列五行，即“弓开弦断”(右一)、“左走重安江”(右二)，“富贵长命”(中)，“右走黄猴铺”(左二)、“箭来碑当”(左一)。既是指路牌，也是禁厌符。这个我倒是没见过，虽然我在那里来回走过好几次，毕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离伊东忠太访问贵州已经六十多年过去了，时过境迁，物是人非，那块石碑大概也早就灰飞烟灭，或者在“文革”中被当作“四旧”毁去了？
我当年上山下乡的地方，就在重安、清平之间，伊东忠太说，清平“城围五里，人口二千，县内人口半为苗族。但据人言，黄平所属为黄苗，而清平所管辖者为青平(苗)”。我怀疑这靠不住，在我下乡的时候，虽然清平已经改名炉山，城围和人口也没有太大变化，但他说黄平是黄苗，清平是青苗，这一点我倒没有听说，大概是伊东忠太根据地名想象出来，并没有什么根据吧(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