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龄

    2017年1月21日　《文汇报·笔会》刊载何频先生　《祭灶旧俗里的鸡和羊》，文章广征博引，涉笔成趣。读后尚有所疑，乃思补说一二，以就正于方家。

    何文有云：用手机触屏翻看万年历，见到它的腊月祭灶民俗事，称曰：“古来祭灶，有‘官三、民四、船家五’之说，但手机日历把腊月二十三标为北方祭灶日，二十四标为南方祭灶日……南方地大，民俗、风俗也不尽一致，江南与浙东和苏沪杭等地是腊月二十三祭灶过小年，而福建与湖北等地，则一直流行腊月二十四祭灶。”但这一日期的差异，并不是地分南北所致，而是由于清嘉庆帝为大小军机　(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　不必因夜间值班而不能在家祀灶遂把宫廷祀灶提前一天，无意中带来了广泛影响。

    清雍正帝始设军机处，它在非战争时期成为皇帝的秘书班子，必须每天有人值夜以备遇有诏命立即传军机处起草。原先官民祀灶都在腊月二十四，这样祭灶日值班者就无法回家，而“男不拜月，女不祭灶”，军机此日值班诸臣就无法归家祭灶；嘉庆帝把宫廷送灶日提前一天，使二十四值军机者也可引以为例，提前一日在家祀灶。影响所及，凡官宦之家无论南北纷纷改为二十三祭灶，而民户也无论南北依旧如故，不能僭越。

    上述掌故，曾见于晚清笔记，我抄录于卡片，一时无从寻觅，只能转述大意。

    由此而言，所谓“古来祭灶，有‘官三、民四、船家五’之说”，倒也不能称之为“古”，因为只有两百多年。

    旧称“船家”者，当指粤中所示的“蛋户”，民国以后不再看作“贱民”称谓了。我家在江南，则有“官三、民四、龟廿五”之言，龟者妓院也。苏州俗谓“廿五祭灶，七颠八倒”，其意若曰，无论官户民户，倘在祭灶日期上自甘与妓院为伍，便是颠倒行事，以丑作美。

    祭灶日期，按之　《荆楚岁时记》　原本为十二月八日腊日行之，何文引今人韩致中　《新荆楚岁时记》　所述湖北腊月二十四为祭灶日。其间的变动，当在宋代，文天祥　《廿四日》　诗有“家乡正小年”句，则小年下祀灶已然顺理成章。如今有人说北方祭灶用腊月二十三，南方要迟至下一天，因为小年日期不同，祭灶循小年而定。其实，南北小年俱在腊月二十四，祭灶既随小年，亦无二致，只是南北官户祀灶提前一天。

    清代潘荣陛　《帝京岁时纪胜》：“(十二月)　廿三日更尽时，家家祀灶。”此日更尽将曙，古人犹未算作下一天；潘为乾隆进士，如此说来似乎北方在清嘉庆之前就已经是廿三日送灶了。倘若此书并无刻校失误，那么不能不认为晚清的相关记载不足信了。两说应以何者为确，尚待考索。但江南民户祭灶向来定于廿四，官户则廿三也，俱同于北地，因而留下的“官三、民四、龟廿五”之谚，与北方祭灶“官三、民四、船家五”并皆相当。

    南北异俗，还是有的。何先生引《中原年俗》　说祭灶前备红公鸡一只作为灶王爷的坐骑宰杀后捆绑放入灶神龛内。乃知北方灶君有坐骑，南方则不然，今贤周振鹤　《苏州风俗》：“送灶：腊月廿二、廿四两夜，送灶君。……篝灯载灶马，突竹筋作杠，为灶神卅天所御之轿。”(文中“廿二”显系“廿三”的刊误)　南俗所祀的灶君乘轿而不骑马，正反映了南人和北人出行的不同。但后来简单化了，改用刷印的灶君神像。清代后期佚名者所著的　《燕京杂记》：“二十四日，刻灶马祀灶，以板印灶神于纸，谓之灶马，祀后焚之。”江南则名之为马张，称呼稍异。

    这位佚名者似为清嘉庆之后的北方人氏，称二十四日祀灶，举其一般情形也。光绪时富察敦崇　《燕京岁时记》　述京师祀灶，“祀期用二十三日，惟南省客户用二十四日。”盖客户乃民人，自不能同于官户，该书所言未识其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