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春宇
《辞海》走过的每一步，都代表了一个时代，代表了这个时代的人们所能达到的认知水平。经过一版又一版的编纂修订，记录历史，传承文明，传播知识，显示了长久的生命力和特有的影响力。
陕西北路457号是一栋老建筑，历史剪影里不只有引人驻足的古藤香樟，还有让人敬仰的书生理想。60年前，毛主席来上海视察，已经退休的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向他提议修订《辞海》；两年后的春天，新成立的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从绍兴路搬了过来。从1965年的“未定稿”、“1979年版”到“2019年版”，“辞海”精神渐至丰满，于此安放，不同版本的编纂与修订都在努力呼应初版（1936年）的编辑大纲——“为辞书者，自当体察用者之需要，恰如其所需以予之”。
“《辞海》经过一版又一版的编纂修订，记录历史，传承文明，传播知识，显示了长久的生命力和特有的影响力。”在去年底的《大辞海》出版暨《辞海》出版80周年座谈会上，《大辞海》《辞海》主编、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指出，打造与维护《辞海》品牌的最基本要求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辞海”精神、坚持尊重人才、坚持服务读者。
“现在通行的字典或词典中最完善的一部”
——1936年版
第一版《辞海》的编纂设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的1915年，而从1928年起主持编纂工作的舒新城是其中最关键的人物。已故的周颂棣先生是《辞海》元老，他曾在文章中回忆，“1936年版”是这样编纂的——“在决定编纂以后的最初阶段，并没有做很多的工作，不过是把已经出版的《中华大字典》等书的词条加以剪贴，并从一些旧的字书、类书（例如《佩文韵府》）中选译一些词目，抄录下来，编成资料卡；这样的条目和资料卡大约有许多万条。至于工作开始走上正规，正式进行编写，是在舒新城先生接任主编以后。……舒新城分配给我做的工作很简单。他把当时美国出版的一部中型辞书（《林肯百科辞典》）交给我，要我把其中收入的外国人名（日本人名除外）逐条翻译出来，由他亲自审阅并经过选定后，就交给练习生把这些条目抄录下来，作为《辞海》的部分初稿（其中有些条目也同时收入《中华百科辞典》）。每天工作8小时（后来进中华书局编辑所，每天工作时间为6小时），大约翻译2000字至2500字。按条数计算，平均每天翻译十余条，每条200字左右。”
1930年，辞海编辑室撤销，并入上海的中华书局编辑所，舒新城任所长。日常事务繁杂、无法全力投入，他便邀请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沈朵山来沪负责《辞海》的后续编纂。除了增强编审力量、充实参考资料，沈朵山要求全体编辑人员阅读宋、元、明、清时期的小说和戏曲，同时指定专人坚持阅读最新出版的报刊图书，搜集流行词汇，做成资料卡片。据说沈朵山还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逐条审阅《辞海》收入的所有词条。后来几年，他都在忙着审稿，每天完成七八十个的词条。在周颂棣看来，当时的一些经验是非常可取的。一是包干制度，可以加强编辑的责任心，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二是各个有交叉关系的词目，凡是能够想到的，尽可能同时加以解决，以避免内容的互相矛盾或重复；三是让练习生查阅核对资料，减轻编辑人员的负担，加快编纂进度；四是辞书主编逐条审阅定稿，保证了体例与文字比较统一；五是与图书馆密切配合。
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中华书局实行停工与减薪，《辞海》的编纂进程受到影响，全部稿件直到1934年才最终敲定，比原先的计划晚了许多。鉴于当时的中日形势，有人提出将《辞海》拆分，例如《国语大辞典》《自然科学大辞典》等，并删去一些人名和地名，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舒新城明确反对：“即使中国亡了，关于历史上之名词也应存在，社会科学条目决不能取消。”后来又有人表示，类似于“塘沽协定”、“一二八之役”这样的敏感内容不能收。“《辞海》出版于今日，应是今日的东西。绝不能单提往事而不说今日之事，尤不能不提人人伤心之事。……我们与日人之观点不同，绝不能将日人的污蔑之词一一抄录，绝不能为本国增加罪名，替敌人造反证。措词虽可能为敌人所曲解，但中国之立场和观点却不可动摇。”舒新城的坚定与果敢让《辞海》留住了关乎民族气节的词条，也保全了一本优秀辞书的品格和尊严。
1936年上半年，《辞海》的编纂工作陆续完成，是年出版上册，1937年推出下册。尽管在时间上晚于《辞源》，但《辞海》（1936年版）借鉴吸收了前者的优点，收词、释义和体例均有精进，所以上市后备受认可。同在上海的《中国公论》评价道：“这部参考书从好几个方面来看，都说得上是后来居上。……要是给一般人通俗的参考而论，《辞海》的确可以说是现在通行的字典或词典中最完善的一部。”
从北京带回的反馈是，“反应很好，评价很高”
——“未定稿”
《辞海》一出版就“后来居上”，但舒新城清楚地意识到，这项工作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就是要和《辞源》竞争，“其他都可以由主编和编辑人员按照自己的意见行事”。1957年，毛主席将修订《辞海》的任务交给上海，舒新城的设想是在上一版的基础上进行“剃、梳、篦、增”，使得《辞海》成为“一部单字、语词、百科术语兼备而又以百科为主的综合性辞书”，并强调在修订过程中“时时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
独立运作的辞海编辑所面临人手不够的难题，远远达不到“百名干部”的要求。《重编〈辞海〉计划》提出“依靠全国学术界的合作”，除了发动上海本地的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辞海编辑所还在南京、杭州等地挑选具备相关领域专业知识的作者。不过，在“大跃进”浪潮的裹挟下，按部就班的《辞海》修订转向了“多快好省”，而人人参与、盲目求快的冒进做法最终导致了稿件质量的严重下滑，甚至有的学科条目被写成了批判文章。
1960年，舒新城身患肠癌在华东医院去世，辞海编辑所的领导工作由杭苇和罗竹风牵头。“很快地纠正了把‘大跃进’的一套办法搬用到《辞海》修订工作中来的错误，从而初步摸索到辞书编写的规律，明确了《辞海》的性质和任务，及时地提出了‘政治性、科学性、通俗性’；在初稿审查会议上，又提出‘正面性、知识性、稳定性’，作为编写的指导方针。”罗竹风在《〈辞海〉是怎样修订的？》一文中称当时“走过一段弯曲的道路”：“由于清规戒律很多，有的禁区甚至是万万碰不得的，因而等于带上脚镣跳舞，不能旋转自如。有时不可能从实际出发，戴帽子、贴标签、含糊其辞、不敢画龙点睛的事情还不算少。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李秀成、陈独秀、瞿秋白等，都成了难题。”
人事方面，经编委们的商议和推荐，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被上海市委聘为主任委员，自1961年起继任《辞海》总主编。“我们的编法是新的，是前无古人的，因此各项工作都得学习起来。”他主持制定了辞海编委会的规章制度，研究辞书
如何进一步提高质量，如何解决交叉、通读、发稿、附录以及插图等具体问题。为了充实辞海编委会的力量，陈望道将外地一批参与《辞海》修订的权威专家和学者增聘为编委，建立主编负责制——总主编对全书负总责，副总主编对分工主管的学科负责，各分科主编对本学科的各项工作负责。
1961年，《辞海》（试行本）陆续出了16本分册，辞海编辑所派出工作组赴各地征求学术界的意见。次年8月，“试行本”进入修改阶段，编印了60册内部使用的试排本，每个条目前都注有主稿和会稿的学科代号，以便处理交叉问题。据初步统计，这是在《辞海》（1989年版）面世前收词最多、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个稿本。1963年夏天，试排本基本改定，等待少数政治性条目的审查，在严峻形势下，有关方面决定《辞海》先以“未定稿”名义出版。后来编委会又召开定稿复查会议，被迫站在“左”的立场进行大量删改。1965年4月，历时8年编纂的“未定稿”上下卷出版，全书收词98000条，样书在第一时间被送往上海和中央各部门。杭苇从北京带回的反馈是，“反应很好，评价很高”，但仅仅几个月后，《辞海》就被定性为“毒草”——“字字都是黑的”。
客观上承担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动员任务
——1979年版
《辞海》（未定稿）的编纂修订不可避免地受到“文革”阴影的笼罩，直到周恩来总理下达了再次修订的指示。1972年，在《关于修订〈辞海〉的报告》通过后，上海人民出版社组建了辞海编辑室，成员主要来自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上海人民出版社辞典编辑室等，同时工宣队与军宣队也一并进驻。除了出版一册不涉及政治内容的《辞海·生物分册》（1975年）外，辞海编辑室在“文革”结束前的主要工作是批判和再批判，也就谈不上什么有价值的出版成果。
1978年1月，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改名上海辞书出版社（下称辞书社），社长束纫秋邀请夏征农担任《辞海》新主编，理由是这位老领导思想解放、放得开手脚，也压得住台。在准备编纂《辞海》（1979年版）时，大家碰到了一个现实问题，选择以哪个版本为基础——1965年的“未定稿”还是“文革”中的“修订稿”？夏征农的态度很明确：“修订稿”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应该采用“未定稿”。但是如何处理“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以及与国民党、台湾有关的词条？“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夏征农带头对辞书社副总编辑巢峰起草的《〈辞海〉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表了态：“如果有错误，我这个主编负责。”
重新打造的编纂团队可谓群星闪耀，郭绍虞、朱东润、钱仲联、冯契、周予同、周谷城、谭其骧、李春芬、夏鼐、顾廷龙、费孝通、钱伟长、苏步青、李国豪、谈家桢、谢希德、俞振飞、裘沛然……几乎所有学科门类的顶尖专家都被邀来参与工作，贡献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如此强大的资源调配放在今日来看是不可想象的。为了顺利完成中央和上海交给的任务，也为了满足人民压抑已久的知识需求，辞书社向人民社、科技社、文艺社等兄弟单位借调编辑和校对人员，夜以继日、埋头苦干，终于赶在国庆30周年前夕出版了《辞海》（1979年版）三卷本，总条目106578个，共计1300余万字。激动之余，有人填词一阙：“引名言，文章立；天下事，皆罗列；知识库，海中觅。赖中央领导，四方同力。祖国专家齐献宝，友邦名士争先阅。看洛阳纸贵，乘风行，飞南北。”
《辞海》（1979年版）的历史意义在于，客观上承担了改革开放初期所需要的思想解放动员任务，同时为今后的编纂积累了宝贵经验，比如既收单字、语词又收百科词条，培养比较稳定的作者和编辑队伍等。1981年1月，在一次主编会议上，夏征农与编委会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共识，即未来的《辞海》确定“十年一修”，这是中国大型辞书的首创。“《辞海》是一部综合性的工具书，在编纂过程中有个吐故纳新的问题。什么词汇已经过时了，不适用了，大家不会去用，就可以去掉；有些新出现的词汇要收进去。吐故纳新，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对于夏征农的这些观点，巢峰后来在《巢峰辞书学论稿》一书中作了进一步阐释：“大型辞书如果不加修订，就会逐渐丧失生命力。为什么1936年出版的旧《辞海》在解放后会失去使用价值，就是因为中国和世界、科学与文化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什么1979年版《辞海》也要修订，一来它是以1965年的‘未定稿’为基础，而‘未定稿’成稿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已有二十余年，有些学科不成体系，一部分百科内容，大大落后于时代现状；二是定稿时刚开始拨乱反正，虽然纠正了许多‘左’的东西，但终因没有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而许多冤假错案尚未平反，必然留下‘左’的时代烙印，只有隔一定时间修订一次，保证它的科学性、知识性，才能不断适应读者的需要。”
汇集中外古今知识，借此提高我们的文化素质
——1989年版
“一切学问、文化都是有继承性的，同时它又受到历史局限性的限制，所以它一定会有缺点。因此《辞海》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修正提高，丰富充实。”在1987年1月召开的工作汇报会上，夏征农谈了他对《辞海》（1989年版）的建议：“既不要乱戴帽子，乱贴阶级标签，也不要避而不谈，而是要讲得恰当……根据我们的情况，我认为可以不收在世人物。主要是考虑利弊问题、考虑影响。”时任上海市政府顾问的汪道涵将上一版《辞海》的修订比作一次新的胜利，他同时也指出，新版《辞海》要把定义搞得更准确一些：“我们需要文化，我们的文化还不够……我们大多数人还谈不上一知半解，而是模模糊糊的……我们的国家尚在发展之中，中外古今的各方面的知识都要汇集起来，借此提高我们的文化素质。”
相比以往，《辞海》（1989年版）起点高、起步早，1984年就启动了编纂工作。“第一步化整为零，先出26本分册；第二部化零为整，即在分册的基础上汇编成合订本。”那个时期主持工作的是巢峰，在他看来，修订过程中的一大特点就是注重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健全。以社会学的词条为例，“未定稿”只有10多条，“1979年版”由于时间紧迫，担任分科主编的费孝通只能对原有条目进行修改，留下不少遗憾。这一次，依然是费老参与，社会学的收词数量增加到了367条。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美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等人文社科领域。自然科学则细化完善了不少分支学科，像电子技术学科下面增设了光纤技术、微电子技术、微波技术、电路与系统等，而数学的二级学科包括了概率论、数理统计等。
词目的设置逐渐趋于合理化，注重知识性和科学性，释文质量也在不断地提高，讲求第一手材料。徐庆凯、秦振庭合著的《辞海论》中提到了中国司法史上的一部名著《棠阴比事》，过去的版本是这样解释的：“法医学著作。宋代桂万荣编。计一册，72韵，144条。系根据《疑狱集》和《折狱龟鉴》两书内的事例写成。内容包括案情分析和实验方法，叙述简明扼要，用四字韵语，便于记诵。曾传至日本，被译成日文。”在编纂“1989年版” 时，编辑们找来原书一看，发现错误太多了。这本书其实是中国古代的一部案例汇编，涉及法医的内容很少，而“72韵”与“四字韵语”的说法也不对，并且只字未提明代吴讷对此书的修改。这些问题在“1989年版”中得以解决，经过修订的释文一直沿用至今。
继现有的笔画查字表、音序索引、外文索引和部首查字法，《辞海》（1989年版）增加了四角号码检字索引（由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生发明），这是为了适应一部分读者的需要。“但是即使在当时，要用这个索引的读者也并不多。时至今日，为数就更少了。因此，第七版是否还要保留这个索引，很值得研究。”《辞海论》认为，这个索引的篇幅太大，像“2009年版”缩印本就占用了56页，“用这么大的篇幅，用来为很小一部分读者提供并非不可缺少的查检方便（他们不用这个索引也可以用其他索引来查检），显然不如用来为全体读者提供更多必需的知识”。
为我国辞书事业树立起一座新的里程碑
——1999年版
距离国庆50周年还有3年半，《辞海》的又一场战役打响了。1996年4月，分科主编会议在沪召开，群贤毕至。巢峰在报告中明确了《辞海》（1999年版）的目标：相比“1989年版”，要实现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更新，要有脱胎换骨的变化，成为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换代性的重点文化产品，从而为我国辞书事业树立起一个新的里程碑。
如何让世纪之交的“1999版”实现一次大的跨越？辞海编委会研究后决定，在保留配置线描图的普及本及其缩印本外，首次推出彩图本作为主体版本。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清明上河图”这样的重要条目，只有附上彩色配图才能让读者更直观、也更准确地理解释文。为了征集新版必需的素材（总数为16000幅），辞书社成立了图片组，要求3年内完成收集、整理和编辑工作，用精美的彩图来颠覆过去“白纸黑字线条图”的传统样式。
担任图片组组长的杨宝林后来在《十上北京觅彩图》一文中回忆，为了等米下锅，只能采取多管齐下的策略——请各学科作者提供图片；发出了2450封信函，约请全国各地的行政区单位提供反映各地特色风光的彩照；刊登启事，面向全国的摄影工作者征集。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征集来的图片绝大部分都不符合要求，图片组坐不住了，将目光转向了文化与信息资源最为集中的首都。1996年冬天，组员们顶着严寒天气在北京拜访了穆青，得到了这位新华社老领导的支持，还从民族画报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军事科学院等单位拿到了一批图片资料。三载光阴，十次北上，不负众望，终于完成了《辞海》（1999年版）的配图任务。
图文并茂、赏心悦目，这是新版《辞海》带给读者的直接感受，但“1999年版”的“新”不仅仅在于彩图的出现，而是一次全面的“与时俱进”（巢峰语）。本次编纂新增6000个词条，大部分是过去10年出现的新词；因国际形势变化、科学技术进步、体制改革发展、行政区划调整等原因，大量政治、经济、法律、地名等条目更新了释文；依照新的规范行文，比如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新公布的学科名词、国家技术监督局新公布的《量和单位》；涉及数据的国家、地区、人口、产值等条目均采用最新统计资料。
《南方日报》第一任社长、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曾彦修在谈“对新版《辞海》的印象”时曾说道：“现在的这部《辞海》（注：1999年版）不仅在提供知识方面作了较大贡献，而且在实事求是地、认真负责地做学问以至做其他工作方面，也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照物。……中国古语云，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而《辞海》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不但与人以知识，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给了人们一点应有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态度。”
新中国60年的发展变化在《辞海》中得以反映
——2009年版
十年一修，亦是十年磨剑。2005年11月，《辞海》（2009年版）的编纂出版动员大会召开，而前期工作准备了将近一年。制订编纂计划，修订3.7万字的《辞海编纂手册》，联系和组织作者，培训编辑人员等。“辞书修订是个累人活，通常每次差不多要花上四到五年；知识还有个经受时间考验沉淀的过程，十年看起来，恰如其分。”巢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辞海》的生命力就在于十年一修，每一版都具有历史价值。
在《〈辞海〉（第六版）编纂出版工作总结》中，巢峰就《辞海》基本固定的工作流程做了介绍。首先是收词，确定各个学科的词目单，包括增删的内容；其次是各学科作者对文稿和图片进行修订；然后由出版社对修订后的初稿进行初审、复审和决审；接着进入审读环节，以及校对初校样、二校样、三校样、四校样、五校样和对红样；之后按规定将应送中央有关部门审定的条目分批送审；最后要进行18种专项检查——中国古今地名、外国国名和地名、外文、组织机构名、现代汉语异形词规范、科技名词规范、数字及量和单位、统一用语、中国历史纪年、引书格式、书证查核、图片、义项编排、明交叉条目核对、参见落实及暗交叉、改名词目的相应处理、字形、繁异体字及注音。
《辞海》版本不断推陈出新，工作方法和程序也越来越完善，但随之而来的一个趋势就是作者队伍的老龄化。不知不觉，苍苍白发已是许多分科主编的群体特征。老而不休，这些老先生用各自的方式升华了“辞海精神”。中国唯一古龟鳖学专家叶祥奎在医院发出病危通知后仍惦记着《辞海》的收词工作；华师大历史系教授孙道天在动完癌症手术后坚持在病床上修订《辞海》；电子技术分科主编沈志广突发心脏病猝死，当时他的办公桌上还放着《辞海》的样稿。
背负着向社会和公众传播知识的伟大使命，分科主编们努力在提高《辞海》的含金量，辞海编纂处和辞书社的编辑们则想方设法降低错误率。为了保证《辞海》里的书证、出处与古籍文献整理出版同步，20多名编辑用了两个多月时间，检查了63331条书证，查找并核对了146种以古籍为主的图书，最后修改的书证接近2000处，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编纂的手段也有了一定的技术革新——充分利用了计算机和数字化，还建立了全文检索数据库以及质量技术保障系统。
“如果说时间是历史和时代的步伐，那么，《辞海》就是历史和时代的脚印。”巢峰表示，社会和自然比较重要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发展和变化，基本上都在《辞海》中得到反映——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思想的“依法治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到航天科学的“‘神舟号’宇宙飞船”、“嫦娥工程”，从生物学/医学的“人类基因组”、“组织工程”到我国标志性工程/建筑的“苏通大桥”、“青藏铁路”，这些百科词语几乎构成了一个时代最重要的缩影。与旧的版本相比，《辞海》（2009年版）的求变和突破也是有目共睹。普通词语部分，原来的规矩是只收古代汉语，这次却增收了5000条常用的近现代汉语（比如“机制”、“极限”、“僵局”、“解决”等）和网络用语（比如“博客”、“网民”、“上传”、“下载”等）；首次收录了一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学作品，包括《暴风骤雨》《白鹿原》《红旗谱》《于无声处》等。
在数字化时代与时俱进，《辞海》会继续出版下去
——2019年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大辞海》出版暨《辞海》第一版面世8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辞海》和《大辞海》“全面反映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系统展现了中华文明丰硕成就，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也提出了殷切希望：“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改革创新，打造传世精品，通过不断实施高质量的重大文化工程，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辞海编委会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决心坚持发扬“辞海精神”，打造传世精品。《辞海》（2019年版）主编陈至立就此提出了明确要求，新一版《辞海》不仅要充分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及理论和实践的最新成果，更要与时俱进，适应时代潮流，推出网络版，更好地满足读者的新需求。
从2012年的准备阶段算起（历时一年多，逾200人参与，就“2009年版”的问题完成80篇约25万字学科分析报告），《辞海》（2019年版）的整体进度迄今推进了一大半。总体篇幅与“2009年版”大致相当，计划收单字约1.8万个，条目约12.7万条，彩图1.8万幅，总字数约2200万字。为了打造百年以来质量最高、使用最方便的一版《辞海》，辞书社按照陈至立主编的要求，确立了“守正出新”的定位——“守正”，严格遵循辞书编纂规律，确保编纂质量；“出新”，紧跟时代步伐，吸收最新知识成果和最新发现，用富于时代气息的语言形式和技术手段大胆创新。
“很多人会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网络速度快、资讯又发达，《辞海》继续出版的价值还有多少？我们的看法是，《辞海》存在的意义在于知识的沉淀与传承，如果只是把它当成一种查询工具，在数字化时代或许很容易被其他互联网产品所取代。”辞书社有关领导表示，《辞海》虽然定下了“十年一修”的原则，但因为编纂和修订周期较长，又受到成书篇幅的局限，纸质版未必能集纳最新、最全的知识，但《辞海》的生命力在于它为每个时代提供了最权威的知识表述，帮助读者获得准确而有效的信息，这也是《辞海》与市面上那些在线搜索引擎的本质区别。
“守正”不易，“出新”更难，这意味着《辞海》迎来的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除了纸质版，《辞海》（2019年版）届时还将发布互联网时代的新版本，包括网络版、微信版、APP版，通过大量的音频、视频、动画、三维模型等多媒体资源（计划是10000个音频、2000段视频），构建一个生动而立体的辞书网络世界。对于辞书社而言,“2019年版”之后，《辞海》的编纂修订乃至出版方式必然会面临一场革新：“《辞海》肯定还会继续出版，但是传统编纂方式要和数字化平台相结合，为了适应《辞海》的数字化发展，编辑的思维和技能也要随之转型。”
2015年出版的《辞海论》就《辞海》（2019年版）编纂工作的创新和升级提出了具体的设想。利用自身积累的数字化经验以及外部专家的协助，建立集辅助、编辑、发布于一体的数字化平台。将包括《辞海》（2009年版）、历版《辞海》《大辞海》等在内的辞书社优秀工具书资源数字化、结构化，建立一个参考数据库。与此同时，开发一个协同编纂平台，实现辞书内容的格式化编纂——专家在平台上制定条目的体例，作者按照既定的体例在平台上撰写条目内容、建立参考链接等，编辑在平台上进行审核校对工作。
“国外在十几年前就有了这种编纂系统，作者、编辑和外审专家通过平台进行沟通和协作，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辞书社负责推进《辞海》网络版的有关人士透露，《辞海》协同编纂系统已经开发完毕，这次先让编辑在平台上尝试，作者那边则暂时保留传统的编纂方式，“因为现在的分科主编面临一个适应的过程，等到下一个
版本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对于这个平台的潜力，各方面都寄予了很高的期待。按照辞书社的设想,《辞海》网络版将实现词条的实时更新，“比方说今天出现了一个热点，我们就找相关领域的权威学者来编写词条，然后在线提交给编辑审核，通过以后立即发布，响应速度与生产周期近似于新闻媒体。”既然是随时随地可查、实时动态更新的网络版《辞海》，用户的参与和反馈也很重要。一方面，需要他们提供及时而有效的纠错信息；另一方面，《辞海》网络版会考虑开放一些词条的编纂权限，采用与否，取决于后台编辑与专家的审核结果。
“《辞海》走过的每一步都代表了一个时代，代表了这个时代的人们所能达到的认知水平。文明是怎么发展的，知识是怎么进步的，人类的历程可以从《辞海》的版本更替中找到清晰的线索。”接受采访的几位辞书人不约而同地对前几代辞海人表示了敬意，“既然把这么重要的历史遗产交到了我们手里，我们就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把《辞海》的品牌和‘辞海精神’传承下去”。（本专题得到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支持，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