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派记者 钱蓓
回到西藏没几天，两坨熟悉的“高原红”又出现在一些人的脸上。
2月底，在上海过完春节的第八批援藏干部重新进藏，他们的服务始于2016年6月，预计将在2019年6月结束——这是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根据中央确立的扶贫攻坚时间表，到2020年中国所有贫困人口都将实现脱贫，迈入小康。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短板，要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记者在北京连线雪域高原的上海援藏干部，他们说，参与和推动精准扶贫，是新一批对口支援干部从上海带往西藏的重要任务。想着2020年，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多了几分历史使命感。
有些人的生活状态“超乎想象”
上海第八批援藏干部共有108人，平均年龄38岁，他们分别在日喀则相关市直单位和江孜、定日、萨迦、拉孜、亚东五县开展服务。很多人第一次进藏，深感天地之美撼动人心；很多人第一次身临贫困地区，而贫困，同样撼动人心。
西藏是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日喀则是全区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全区28.75%的人口是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为25.27%，光是农区、牧区、农牧结合部、边境地区就有4个重点区域和11个重点贫困县(区)、68个重点贫困乡(镇)、391个重点贫困村(居)。截至2016年，日喀则市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4.24万户，共计16.96万人。
在拉孜县卫生服务中心当主任的钱海峰下乡时认识了不少贫困户，有些人的生活状态“超乎想象”，他在一个没有通电的村子见到这样一家五口：两个老人没有生活自理能力，中年一代的母亲不工作，第三代的孩子虽然聪慧但是失明，家庭生计全靠孩子和父亲制作当地特色的手工艺品维持。
钱海峰告诉记者，藏区环境气候恶劣，很多贫困地区并不适合生存，对这类地区通常采用“易地扶贫”，他到过的那个村子就实行了整体搬迁，政府在县城为贫困户准备了新房，“我们那天正好碰上动迁仪式，参观了新房子，有点像别墅，洗衣机、冰箱等家电都备齐”。
“那个村子都是牧民，很多人家养着牛羊。他们可以留着县城的新房，继续生活在农村老宅，也可以把牲口交给农村合作社管理，人搬到新房里。”钱海峰认识的五口贫困之家拒绝了搬迁。有些搬到县城的村民，看上去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适应新生活，“住进那么大个房子，还是一大家子挤在底楼，围炉而坐，衣服鞋子堆在一起。人搬迁了，生活方式还改不了。”
中国的扶贫任务，越往后难度越大，留在后面的大多是条件较差、基础较弱、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因此有“攻坚”之说。在“攻坚”阶段，中央提出“精准扶贫”概念，要求建档立卡，摸清贫困人口底数，提高扶贫措施有效性，因人因户因村施策，因地制宜地采取易地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交通扶贫、水利扶贫、金融扶贫等不同措施。
明确的工作目标带来压力和动力
3月的日喀则干燥、高寒、缺氧，援藏干部的高原反应比以往厉害，在日喀则市委组织部任副部长的谭朴珍形容自己“像是总有八九分醉意，身体有点飘忽，骨头有点散架，心跳加快，呼吸急促”。
担任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的张浩介绍，援藏队伍中有两支“组团式”工作队———医疗工作队和教育工作队，他是医疗工作队队长。医疗工作队共有23名成员，平均年龄40岁，都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服务。医生们常常需要接着氧气管才能看门诊、做手术，被戏称为“辫子医生”，“在上海，做一台手术四五个小时不觉得是个事儿，到了这里，我爬楼梯，走一层楼就得歇一歇”。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敢有丝毫放松。援藏干部身上背着硬任务，到2018年8月，日喀则市人民医院要从三乙医院升格成为三甲医院。
张浩介绍，日喀则的医疗服务市场很小，西藏总人口300多万，差不多是浦东新区的六成，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去年门诊量约为19万人次，相当于上海三甲医院十几天的工作量。市场虽小，服务可及性却不高。西藏地广人稀，大量分布在农区和牧区的居民距离日喀则市路途遥远，从县里到市里动辄两三小时，更不用说那些更偏远的乡镇。张浩表示：“组团式援藏医疗队的近期任务是创三甲，三年期任务是以日喀则人民医院为龙头，作为区域性的医疗中心，带动上海对口援建的五个县，形成医教研防为一体的医联体。”
医疗队的服务并不专门指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但仍然可以有清晰的精准扶贫路径，一方面，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有优惠措施，另一方面，医疗队针对日喀则当地的疾病谱，围绕高原病、地方病、特殊病开展新技术研究，援藏专家参与了医院80多项临床医疗新技术研究中的70多项，在很多技术上填补了西藏自治区的空白，比如利用红细胞单采术治疗高原红细胞增多症。
“我们来西藏有明确的工作目标，这个目标带给我们压力和动力。”张浩说，医疗队每个队员都制定了年度工作目标。春节回沪期间，张浩和上海的公益组织谈成了好几个合作项目，他想引荐一些公益组织到日喀则，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开展医疗卫生方面的慈善服务。公益组织最擅长的个性化、小众化的服务，和扶贫工作的“精准化”要求不谋而合。
让珠峰脚下的学生参与上海的课堂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80后”副校长傅欣，现在是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校长———这所由上海援建的学校，历任校长都由上海援藏干部担任。
地广人稀的环境不利于资源的高效集中配置，医疗如此，教育也是。傅欣在日喀则跑南跑北，“亚东县在边境线上，定日县在珠峰脚下，从日喀则过去，碰到大雪封山路况差的时候，车子一开就要八到十个钟头。定日一中2500多个学生，有些年级一门学科只有一个老师，可是西藏地区本来就缺乏师资，没有条件往边远地区派送更多教师”。
由傅欣任队长的援藏教育工作队有40名教师，平均36.5岁。他们分批次在日喀则和其他五个县里“轮班”，但在每个县里待的时间都不会太长。“线下”的努力，最多只能做到这一步。
信息技术可以克服距离的障碍，援藏教育工作队第一年的重头项目是建设远程课堂。课堂分设上海和日喀则两端，上海的终端位于上海师资培训中心和共康中学西藏班，日喀则的终端分布在市实验学校和县里的5所学校。今后，两地教学现场可以实现双向交互。珠峰脚下的学生可以收看上海的课堂，并与上海的老师同学实时互动；西藏的孩子可以通过平台上交作业，由上海的老师批阅指导。
“在西藏走访，发现这里的孩子很愿意学习。定日县海拔5000多米，室外温度十多摄氏度，教室里零摄氏度上下，没有暖气，孩子们裹着羊毛毡，手冻成胡萝卜，还在认真看书。”傅欣表示。
“就我自己在西藏的所见所闻，经济越发达的地方，教育程度越高；越重视教育的地方越容易脱贫。说到底，教育脱贫才能拔穷根。”傅欣说，“不管是靠线下的‘轮班’还是线上的远程教育，我们的目的都是克服自然障碍，让孩子们读到书。”
(本报北京3月9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