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杰

    执导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一一》等华语电影名作的导演杨德昌，被公认是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最重要的华人导演之一。欧美学界屡有关于杨德昌的评论专著出版，而在华语电影学界，由中国人对杨德昌的创作进行系统解读的著作，《愤世嫉俗：杨德昌和他的电影》是第一部。作者深入探索杨德昌的作品，认为他的作品自始至终散发着少年意气，他和他的作品用不合时宜的纯真理想，对他所在的时代作出了一种真诚的交待。

    －－－编者

    我属于在录像厅泡大的一代，自小看了无数良莠不齐的商业片，电影开窍也就难免迟钝。进入大学后，出于兴趣我开始乱翻专业电影书，无意读到有关侯孝贤和杨德昌的介绍，终于在研究生阶段的某一天，先看了《童年往事》，又隔了一天或几天，看了　《麻将》。这些往事的细节已经模糊，但我清楚记得当年那种“惊为天人”的震撼。震惊于　《童年往事》　以一种看似毫无章法的方式讲述微不足道的凡人小事，而呈现的日常及其蕴含的人情竟然拥有催人泪下的力量。震惊于　《麻将》　直视人性腐化的勇气，那份直白赤裸、犀利深刻，让我看到创作者的真诚与责任意识。这两部电影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对电影的认知，从此，侯孝贤的冲淡，杨德昌的激烈，两种风格同时成了我的挚爱。

    我想，这或许和我同时拥有乡村与都市的生活经验有关。我在南方山村度过童年，在小镇成长，成年后在武汉、上海这样的都市求学、工作。他们两人的电影世界，网罗着我似曾相识的人、事、物。自离开校园，人性全部正式向我敞开。我相信他的作品影响了我对现实的看法，甚至很大程度地塑造了我的世界观。我的现实处境也影响了我对杨德昌的解读，一定意义上，强化了我对他的认同。或者，我的现实世界，和杨德昌的电影世界，本就是一回事，这种现实与电影之间的互相印证，可能就是杨德昌最大的魅力和价值所在。

    进入出版社后，我有机会担任电影类书籍的策划和编辑，便先后出版过詹宏志和李立群的著作，除了考虑到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成就不凡，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都曾参与侯孝贤、杨德昌引领的新电影运动，是那个年代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对我来说，出版他们的书，感觉自己间接接触了那个年代。我曾邀请游学海外的青年电影学者侯弋飏翻译约翰·安德森的　《杨德昌》，其他同行也出版了米歇尔·付东的　《杨德昌的电影世界》，可我觉得这类影评合集，并没有真正诠释清楚杨德昌的创作理念与内涵。

    最理想的，是由中国人自己来写一本对他和他的创作进行系统解读的著作。于是，我下定决心自己来做这件事，这是一个鬼使神差般胆大妄为的决定，因为功力比我深厚的作者实在太多。

    所有对杨德昌的评价中，徐克的话给我留下最深印象。他说，“杨德昌有一种游子心态，希望有一天能够对自己的时代、自己的朋友、自己的族群有一个很真诚的交代……他永远像孩子一样，他的笑容永远是少年的笑容，情绪也是少年的情绪。所以他的电影是很年轻的。”用“少年”或“孩子”来概括杨德昌的精神特质极为精准、传神。少年，意味着生命的天真、热情与活力，意味着挑战一切的勇气与自信。虽然杨德昌真正投身影坛的时候年过而立，但他的确如徐克所说，始终像个少年人，意气风发，对电影有着单纯的理想，对混杂的社会环境与人性展开执著的反思。他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　《白痴》　中的梅诗金公爵。公爵自述：“我自己是个十足的孩子，我只是身材和面容像成年人，而在成熟程度、心灵、性格甚至可能在智力方面，我都算不上一个成人。”杨德昌和梅诗金是同类，都带着孩子般的纯真，怀抱不合时宜的拯救愿望，都是孤独的人。

    随着对杨德昌作品探索的深入，我也不断地反躬自省，在写作《愤世嫉俗：杨德昌和他的电影》　一书的过程中，杨德昌的单纯、执著、激情乃至愤怒，成为我的精神支撑。每当写到理屈词穷、感觉难以为继时，会想到杨德昌昔日在台湾地区面对的制片环境，坚持表达的勇气，也就训诫自己挺住写下去。不夸张地说，这种不断的心理暗示激励着我，直至为本书画上句号。所以，我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杨德昌导演，感谢他和他的电影带给我的震撼、感动，以及给予我的精神鼓励。

    书艰难而勉强地写完了，深感自己才疏学浅。我生性懒散，惯于随波逐流，此前并没有认真踏实地做过学问，如今追悔不已。坦白说，要真正写透杨德昌，以我目前的学识，力所不逮。对深化杨德昌研究来说，这本书能否有所贡献，我心里没底。像杨德昌这样丰富的导演，理应有更多更扎实到位的解读问世，拙著若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这些年的辛苦便没有枉费。

    (作者著有《杨德昌和他的电影》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