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

    纪录片《昆西四季》的首映是在去年的柏林电影节，当我终于有机会看到这部电影时，听说片子的主角约翰·伯格去世的消息。以90岁高寿离世的约翰·伯格，是20世纪最重要的艺术评论家和作家，他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从伦敦迁居法国，几十年里隐居在阿尔卑斯山深处的山村昆西。

    《昆西四季》是蒂尔达·斯文顿联合了若干艺术家和学者一起执导的，斯文顿是英国当下最好的演员之一，她视伯格为自己的精神教父。这是一群晚生“求源问道”的影像笔记，冬去春来，夏尽秋至，白发对红颜，在自然的轮回中展开无穷延伸的艺术对话。历史政治的宏大命题，或比童年记忆更遥远的艺术，都被召唤到那片苍翠山谷中，任何思想和人生观，终究是因为和个体的经验产生交集而有意义。

    用“致敬”或“情书”这类定语形容《昆西四季》里流露的感情，总嫌肤浅。想起英国导演萨利·波特在一篇散文里写过她拍《奥兰多》时和斯文顿的一个段子。当年的斯文顿锋芒毕露，剑桥毕业生，她说如果不做演员，她会在赌马场上挥霍一生。伍尔芙笔下雌雄同体、超然于时间之外的“奥兰多”，简直为她量身定制。波特记得一次拍摄间歇，斯文顿坐在一堆衣服和书的中间，她从书堆里准确地找到一本《观看之道》，翻到某一页，开始大声朗读：“男人看着女人。女人看到自己成为被看体。”在《昆西四季》里，斯文顿拥抱伯格时，隔着画面还能明显感受到一种极深的羁绊，比青春更旺盛，比时间更顽固。

    斯文顿会拍这样一部电影，大概是因为她明白，像她年轻时那样，因为伯格而懂得了“观看之道”的人，是不少的。《观看之道》，既是伯格的评论文集，也是他在1972年为BBC制作的四集专题片。他在电视上谈论艺术的目标和艺术家的渴望———让我们看清自己，思考我们的处境；谈论我们去看、去听，最终是为了实现交流。

    伯格去世后，英语世界的很多作者撰写悼念文章，总以一个特别俗套的句子开头：“他对我的影响不可估量。”对于1970年代以后选择评论写作的作者们而言，伯格几乎重新定义了这份工作的内涵。一个作者一旦选择评论这条职业方向，总会小心翼翼地背负着原罪，担心自己会像米沃什在　《被禁锢的头脑》　里描述的伽马：“他的内心干涸，不能发出任何自己的声音，只有空洞干瘪的理念。”这时伯格出现了，像导师，也像拯救者，娓娓地展开他的“观看之道”：艺术的意义是留存“人”的痕迹，艺术是否具有魅力的核心，在于它们和“人”的关联，艺术的瞬间串联构成了生命展开的历史。

    1974年，伯格在他声名最盛时从伦敦迁居法国，在远离发达消费社会的深山，他过着农民的生活，让泥土和生命的芬芳渗透到写作中。当他书写艺术和艺术史，眼光最终落向日常的细节———艺术是生活的开始，生活却是艺术的终点。他晚年的文章越来越谨慎于抛出观念，读着那些长长短短的散文，感慨于个体的人生能和艺术发生那么多亲密的关系，艺术和生命的勾连，产生了那么多的倾听和对话。88岁时，他在给《卫报》的文章里写下：“不要把我定义成作者，我只是一个尝试跨越鸿沟的人。”

    伯格90岁生日前，萨利·波特写了一篇短文，不出意外地看到她写：“他提醒我们生活中的一点一滴都是价值，一粥一饭一瓢饮和伟大的著作同等重要。”但真正动人的是她和伯格私人交往中的一个细节。1997年，她的电影《探戈课》在法国上映，她收到伯格手写的来信，他不谈“喜欢”与否，也不分析她的电影语法，他只记录被电影触发的、他的经验和感受。波特读到这封信，感到“我创造出的空中楼阁的世界，被他稳稳地接住。他拿起笔，完成了一次和我的对话。”他们之间近20年的友谊，从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