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立民
      
       不知从何年何月起，出版界喜欢出那些重、厚、长、大型的书，以示厚重、隆重，与“成果”二字相称，这自然没有什么不可以。然而，因此菲薄了小册子、小开本，我则有些不平。以页码和开本论分量，恰如连心情和灵魂都要量化，科学得呆头呆脑而不自知。我常举例：鲁迅的《朝花夕拾》《野草》都是小册子，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分量能够超出这两部的作品有几部？以往，一篇长文即为一本小书不在少数，几十页成一小册也比比皆是。仅以开本论，小三十二和六十四开本的书很多，也有称袖珍本、口袋本或文库本的，总之是轻、薄、短、小，携带方便，捧在手里不累，装帧和设计上也颇讲究，给人以艺术上的享受。
      
       我认为巴金先生也是喜欢小开本的。固然，《秋》这样40万字的长篇小说是大部头，他主持出版的《克鲁泡特金全集》是大气的方型本，但是，他自己的作品和他编辑出版的作品，小开本不在少数，让我隐隐地感到，他有一种小开本的偏爱。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的初版本（开明书店1929年10月版）及其续篇《死去的太阳》（开明书店1931年1月初版）都是六十四开的袖珍本。记得第一次在姜德明先生家看到《灭亡》初版本，我很觉惊奇，后来，它变成中规中矩的三十二开本，仿佛失去了很多韵味。这本小书封面由钱君匋设计，黑黑的炸弹形象和跳出来的近红的书名带给人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全书375页，厚厚的，有一种拙巧的可爱。
      
       与以上两种创作同收入开明书店索非主编的“微明丛书”的还有巴金三种译作：《薇娜》（署石曾、芾甘合译，开明书店1928年6月初版）、《骷髅的跳舞》（署一切译、开明书店1930年3月初版）、《丹东之死》（开明书店1930年7月版），这也都是小开本。我手头有一本《骷髅的跳舞》1930年10月再版本，曾是“国立编译馆”的旧藏，封面是非常有现代感的黑白两色设计，“构意于卢森堡（公园）写成于一切屋”的《译者序》十分有诗意：“然而有一次我冒着微雨，沿着赛纳河望着‘圣母院’高耸着的两个钟楼，踏着回家的路，那时候手里只有一本薄薄的世界语的小书，书名叫《骷髅的跳舞》，是花了两个半佛郎买来的。”“在卢森堡之春里读完了这本小书，心里确实充满了希望。”——我关注的是，此书原版也是“薄薄的……小书”。巴金在抗战期间（1938—1940年）编印过一套“翻译小文库”，共十种，都是页码不多的小开本，淡绿的封面，配有边框和压花，非常雅致，我时常并不读具体内容，而是拿出来随便翻一翻，也有一种春风拂面的感觉。
      
       1949年以后，巴金的作品照样不乏小开本，收入百花文艺出版社散文小丛书的《倾吐不尽的感情》（1963年8月初版）、作家出版社的《贤良桥畔》（1964年9月初版）算得上其中的精品。我还比较喜欢那个时代为普通大众出版的简本“文学初步读物”“文学小丛书”这样的小开本图书，它们体现了出版者对大众真正的关怀。这些书多是六十四开的小册子。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在“文学初步读物”的出版说明中说，出版这套书“是为了适应广大群众迫切的要求，使他们有适当的初步的文学读物，并从此开始去进一步接触更多的文学作品”。这套书收入内容涵盖古今中外，虽然篇幅小，却并不简陋，前面有作者像、作者介绍、必要的注释和插图，可见编者的精心。我手头有一册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3月初版），题名文章外，还收了一篇《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都是巴金朝鲜战地之作，两篇文章成一册小书，全书不过25页。另外一本是巴金的短篇小说《猪与鸡》（作家出版社1959年12月初版），仅13000字，24页，却也配了孙爱雯的两幅插图，前面本书说明中对小说做了介绍：“这篇小说作于抗战时期。作者描绘了一个嘴尖舌长、好吵架、好占小便宜，但又身受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小市民——寡妇冯太太，并通过冯太太养猪养鸡的悲剧，反映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在物价、房租日日高涨声中的困难生活。”另外，一册《还魂草》是“文学小丛书”第128种，也不足百页。编者在阐述这套小丛书的编辑意图时强调：“字数不多，篇幅不大，随身可带，利用工休时间，很快可以读完。”我注意到，近年有不少名著有了“文库本”，还希望能有更多“随身可带”的小丛书，在时间碎片化的时代中，让阅读充实人们的生活。
      
       对于小开本，巴金先生有一个心愿至今未曾实现。他1961年12月11日在给香港学者余思牧的信中说：“我上次过香港时看到一些袖珍版的翻译书，如《复活》等，都是根据国内的译本重排的。因此我想如果根据新版排印一种《激流三部曲》的袖珍本，售价一定比旧本便宜。”《家》《春》《秋》至今版本不可谓不多，然而，“袖珍本”却始终没有（日译本《家》有岩波文库本），不知道出版者们能否破除重厚长大的呆傻迷魅，出一种“袖珍本”，实现巴老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