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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5 第281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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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版:笔会

丽娃河畔的老先生们

       郑宗圭
      
       2024年金秋10月,华东师范大学建校73周年。作为58届历史系的毕业生,鲐背之年回首七十年前来到丽娃河畔的求学经历,回想昔日一位位先生的音容笑貌、言传身教,重温“求实创造,为人师表”的校训,感慨良多。当年母校的师资力量有多好,文化积淀和底蕴有多深,恐怕是今天的学子难以想象的,也是我想提笔记录下来的初衷:大学之大,在于大师;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1954年9月1日,我从杭州来到上海市中山北路上的华东师范大学,犹记得校园门口两扇黑色的木板门,挂着舒同写的校牌;幽美的丽娃河纵贯校园南北,绿草茵茵、古树参天的母校宁静而优雅。那时华师大聚集着一大批教育专家,教学内容十分广泛,用我同班同学马洪林的话来形容,是“一种打通文史哲经界线熔一炉而冶之的大文科模式”。
      
       华师大1951年建校时,全校有11个系。历史系是首批设置的系科之一,主要由大夏大学文学院的历史社会系组成,学制四年,师资有吕思勉、李平心、戴家祥、林举岱、陈旭麓、王养冲、夏东元等一批知名史家。吕思勉先生当时没有给本科生上课,他带青年教师,有“活字典”之称。还有不少外系的大教授或名作家来系任过教职,如哈佛毕业、教政治经济学的陈彪如老师,他是我国国际金融学科的著名学者和创始人。记得我曾自制一书签,上面书写了两句陈彪如老师的话:“泛览群书,不如精于一也”;“破万卷与攻一书是辩证统一,二者不可偏废”。
      
       印象较深的先生可不少。有一位教育学老师叫朱有瓛,曾留学伦敦大学、巴黎大学,经常提到做学问要占有资料,再三强调“占有资料”这个词很重要,还教我们如何做卡片,以卡片形式积累资料,为今后写文章备用。戴家祥、束世澂二先生教我们古代史;苏渊雷教我们历史要籍选读课(介绍《左传》《史记》《战国策》《三国志》等),当时还不算出名;王养冲教世界史;李平心教近代史;还有教中国文学的罗玉君,网上可查的是1951年,她随丈夫回到上海,应聘成为华师大中文系教授,专门教授外国文学,曾翻译多部世界名著,最著名的是《红与黑》。她也教我们历史系学生中国文学课,我就是她的课代表。印象里罗老师中等身材,短发,圆脸,微胖,衣着朴素大方。罗老师上课有时迟到,我履行课代表职责,去办公室请她,她说家住校外,要坐公交车来学校,路上红绿灯多。她曾邀请我们同学去家里玩,见面又是握手拥抱,又是煮咖啡,非常热情。她先生李珩是天文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台长。
      
       上世界文学课的老师大名费明君,宁波人,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课也上得极好。据当年历史系同届隔壁班同学叶书宗回忆:费老师当时大约四十来岁,戴一副黑框眼镜,衣着整洁、潇洒,风度翩翩,更兼博学多才,长于辞令,讲课极受学生欢迎。费老师擅长讲俄罗斯、苏联文学,介绍普希金、果戈理、A.托尔斯泰等世界级文豪时,不看讲稿,信手拈来,滔滔不绝;讲得起劲时,眉飞色舞。(见《人·时代·社会:一名历史研究者的人生故事》,上海三联书店,2018)很多同学、包括我在内,都听得如醉如痴。
      
       费老师教了我们一年后,被打成“胡风集团”骨干分子。1973年2月11日费老师病逝于青海劳改农场。令人唏嘘的是,费先生是知名的翻译家、大教授,他的七个子女却都是“文盲”。
      
       王养冲是我国的西方思想史泰斗,101岁时去世。早年曾担任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先生的私人秘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旅居法国十年之久,师从哲学家瓦尔、历史学家费弗尔、社会学家拉洛等名家,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功底。1947年回国后,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西方社会学思想史教授。1952年转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世界近现代史和西方思想史教授。我们接触到的王老师四十多岁五十不到,正是学者精力最充沛的时期。
      
       束世澂先生是我内人的舅公柳诒徵先生的学生,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据说王伯沆、柳翼谋二先生的史才、史识与史德对他影响颇大,从而确立了研究中国古史的志向。他学贯中西,表达能力却一般,上课黑板板书比较多,印象中有点口吃。当时他和戴家祥老师的课,考试分口试和笔试(当时学习苏联,五分记分)。考试时学生到一个小房间摸签抽题目,准备几分钟后去见老师。先由学生根据题意阐述内容,再由老师提问。束先生对我的回答比较满意,我的口试成绩获满分。
      
       心理学老师叫左任侠。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左老师有一次布置回家作业,发给大家一人一张白纸,让大家回去画一幅画,要求画“地球上没有见过的东西”。同学们的作业五花八门,有画冬瓜的一截身体,猪头龙首,老鼠尾巴,反正大家东拼西凑了各式模糊的物件,乱七八糟的。他在第二节课上点评说,你们画的这些物件都是地球上有的,平常见过的。大家说其他的画不出来,他说这个就叫做“存在决定意识”,由是引出了一个教学名词。左任侠老师生活简朴,我后来读到一篇回忆文章,提到左老师每年冬天,总是穿着一件褪尽颜色的老棉袄,又板又硬,于是在老先生八十大寿时,发展心理研究室的教师和研究生特别为他做了一件新棉袄,作为生日礼物。
      
       我是温州平阳人,所以对系里两位温州籍老师印象尤深。一位是教古代史的戴家祥老师。戴老师素朴典雅,一袭布衣长衫,腋下夹一布包,站上讲台,不慌不忙打开布包,拿出讲义资料,开始上课。他是王国维入室弟子,专攻古文字学,课上得极好,典型民国教授风范。记得他时常批评郭沫若,说他“不识字”的,“不懂甲骨文”;也批评苏联专家,认为这些人没有“真学问”。当时提倡“学苏仿苏”,学校里几个苏联专家风头足亦傲慢,戴师批评他们却毫不留情面。他有一句名言:“我们之所服膺者,在于科学,不合科学的,就要否定;有待补充证实的,就要当仁不让。”
      
       苏渊雷老师由政府机关出来,字好诗好教学好,他的课广受学生欢迎。戴老师和苏老师是同乡同事,奇怪的是,我印象中两人无甚交往,戴老师在我们面前没有提过苏老师,和苏老师交流时也没有提到过戴老师。我和苏师的课外之缘,是一起参加柳诒徵先生的追悼会。苏渊雷老师为我书写挽联,他和柳先生亦师亦友,诗词唱和,相交甚深。
      
       值得一提的还有,我们进校那一年,华师大接教育部通知,将外文系改为俄文系,撤销了英文组。我高中时英文较好,但从此中断英文学习,从零开始改学俄语,我把这引为终身憾事。
      
       我们58届历史系四个班,120名学生,我们班32人。班上应届生为主,调干生十来人(我是其中之一),年龄差达十多岁,年龄最大的同学叫龚锡孙。龚大姐是抗美援朝志愿军退伍干部,入学时已经三十好几了。马洪林同学算小的,年方19岁。作为调干生,我以28岁“高龄”进入华师大历史系,不意日月如梭,转眼已有70年!回想当年,华东师范大学那批老先生学术醇正,教风朴实,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