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选择 logo

2024-09-25 第28094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newspaper
第9版:读书

“迂夫”何以伟大?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 赵冬梅 著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 沈祖新
      
       把司马光称为“迂夫”,是一次创新,更是一次冒险。作为一位在公众视野中颇具影响力的历史人物,司马光的形象,似乎已经趋于固化。他是“砸缸”故事中的机智孩童,是写出《资治通鉴》的历史大家,是与王安石分庭抗礼的政坛老手……这一切,好像都和“迂”毫无关系。《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一书,正是对这种固化印象的反驳——通过对司马光的人生经历的追索,提炼出“迂”的核心性格,在政事与人事的铺展与融合中,让宽容与执拗的性格特征得以显豁。
      
       作者赵冬梅教授以丰富的史料为基底,以卓越的史识为牵引,以“同情之理解”为态度,在图画与文字的相互阐释中,缩短读者与历史之间的距离,为读者的阅读奠定感性基础;再通过平和的叙述中完成对历史人物的还原与塑造,在对“迂”的呼应中,让这份对宽容的向往与对执拗的同情得以传递,更令我们领悟到司马光的人格精神的伟大。
      
       在本书的“目录”之后,有一幅司马光的画像和一首司马光的诗作《自题写真》。画像中的司马光,身着红衣、手持牙笏、黑须拂面、皱纹累累,俨然是身居高位的政坛领袖,清癯的面容流露着威严;但是在诗作中,他不仅说自己“黄面霜须细瘦身”,更自言“骨相天生林野人”。庙堂与“林野”的反差,不仅充盈着司马光的人性弧光,更是赵冬梅写作此书的一个方式——在图画与文字的相互阐释中,拉近读者与历史的距离,以尝试对司马光的人与事进行历史性的“还原”。
      
       在感性印象与理性认知的双重加持之下,司马光的性格渐趋丰满,宽容与执拗的性格特征最终融合为意蕴深厚的“迂”。在赵冬梅笔下,“‘迂’是司马光的生命底色”,它是一种本色当行的朴素,也是一种坚定自我的持守,还是一种咬定青山的韧性,更是一种纯性无杂的善意。这种“迂”,让司马光在面对王安石改革时始终坚守自己的立场,以至于在后世落了个“保守派”的污名;也是这种“迂”,让司马光在暮年重返朝堂时,受惠的百姓都夹道恭送。正是出于对“迂”的生命底色的敬重,司马光在赵冬梅笔下获得极富生命力的呈现:在叙述到司马光为好友邵必送行的时候,插入了一幅明代的《山庄高逸图》,并在图像的注释中写到“图中客舍内有两人把酒对坐,像在话别,正如司马光以一杯薄酒为老友邵必送行”。古朴的图画中是淡远的山色,介绍的文字透出浓浓的友情,寥寥数语,司马光对老友的不舍以及对友谊的重视,都跃然纸上。
      
       司马光的“迂”,表现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但作为一个非同凡响的历史人物,这些个人的点滴,放在历史的宏阔背景之下,既显得微不足道,又变得举足轻重。因为在历史的现场,个人的选择与行为,很可能成为对历史进程的反作用。这也成为历史写作必须关照的部分,作为资深历史研究者的赵冬梅显然深谙此道。她在政事与人事的融合中铺陈司马光的从政生涯,在政治与生命的呼应中,延伸出关于“宽容”与“执拗”的辩证。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历史的关键事件,也是讨论司马光时必然涉及的内容。对待这一历史事件的态度,既是司马光的政治思想的体现,更是其人格特色的彰显。在写作这一部分时,赵冬梅也有意识地注重政事与人事的融合,让政治行为与生命性格相呼应,避免了让这场重大的历史事件成为冰冷的利益角逐、干枯的观念之争与偏狭的权力之战。赵冬梅点出了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人生状态与性格特征:王安石意气风发、颇受信任,但也狂狷任性、唯我独尊,变法为朝廷带来了实打实的收入,但也促成了利益集团的形成。与之相比,司马光老成持重,但在为国家创收方面,的确不如王安石。这种对比或许是每一位皇帝的梦想:大臣分为两派,各自竞争又相互制衡,皇帝统揽一切。但是,作为一位清醒的历史研究者,赵冬梅敏锐地反问“能否实现”?这是对古代封建君权制度的反问,更是对人性的反问。
      
       “爱民”是司马光政治思想的重要方面,甚至是核心内涵。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重要理由,就在于百姓可能沦为被剥夺的对象,而非“惠爱”的对象。并且,变法的峻急可能会招致“制度的破坏、秩序的瓦解”,覆巢之下无完卵,以百姓为本的儒士司马光,又怎能不心生忧虑呢?这或许就是司马光“迂”的地方,他有持守,有保留,必要时挺身而出,“执拗”地坚持自己的信念。这种信念,是儒士的政治理想,更是“爱民”的朴素情感。为此,司马光不惜“执拗”,但更会“宽容”。这种“宽容”,依然是“爱民”思想的延伸,要给百姓生息的空间,要给朝堂言说的空间。但要主持朝政,又必须有统一全局的能力,而这,需要实打实的手段与策略,非威望和愿景所能及。
      
       对于司马光而言,“宽容”与“执拗”相生相伴,既两厢情愿,又相互冲突,这也让晚年的司马光在成为“司马相公”后,陷入了尴尬的“宽容悖论”中。或许,对此的敏感与无奈,才是让其发出“骨相天生林野人”的感慨的原因吧。
      
       对“迂”的生命底色的提炼,是一种“同情之理解”的历史态度,更是一种用生命贴近生命的回馈。但对于历史作品,这便是一个风险之举——回望驳杂斑斓的历史时空,一个“迂”字,如何能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概括呢?这既需要史料的积淀,更需要史识的牵引,而这两点,正是此书的闪光点,二者的相互成全,让本书既富有历史性,又富有思想性。
      
       赵冬梅对司马光晚年陷入的“宽容悖论”的发现与阐释,是本书的精彩之处。这既是基于史料而得出的客观结论,也是通过历史而达到对人性的深入讨论,是一种充满个性与温度的史识。在作者看来,“宽容悖论”指的是司马光对“宽容”的“执拗”,即“在政策层面,主张宽容政治的司马光最终将导向誓死捍卫个人立场的司马光”,换言之,“宽容”的本意是商讨,是对不同政见的关注与尊重,但当其走向极端时,“宽容”会成为另一种形式的“独裁”,因为“在司马光的眼里,最接近正确的,当然是司马光的‘己见’”。
      
       这样的观点振聋发聩、令人深思。作者没有沉醉在司马光的人格魅力中,而是清醒地思考、理性地认识,呈现出司马光作为一位政治家的缺陷与不足。但也是这些内容,成就了司马光的人格魅力。也正是因此,在赵冬梅的笔下,“迂夫”司马光才堪称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