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扬
      
       国学大师陈寅恪曾经有过一句脍炙人口的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千年以来，历朝历代、海内外的史学家们几乎都把北宋称之为中华文明的巅峰时期。根据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记载，北宋人口已经发展到将近一亿，是盛唐时期的1.6倍，直到清康熙年间才被再次追平；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农桑等各项事业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难怪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直言：“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朝堂上的帝王
      
       我们谈论历代君王至高无上的权威时，《诗经》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句子，很难不闪现于脑海；但当宋太祖开国之时，喊出一句“国家设科取士，本欲求贤以共治天下”之后，宋朝皇帝的“地位”似乎就一落千丈，无论是开辟盛世的仁宗、革故鼎新的神宗，还是昏聩亡国的徽宗，虽然远见、秉性、能力等各不相同，但面对纷纷扰扰的朝堂争吵，全都憋着一肚子说不出的苦水，概而论之就是五个字：“万事不自由”。
      
       这些“万事不自由”的事例，被各类历史书籍津津乐道，也将长久以来被过度神化的帝王们拉回成了“芸芸众生”。在吴钩的《宋仁宗：共治时代》里，就记录了一则宋仁宗“委屈指数”拉满的片段。有次宋仁宗被台谏官的章疏搞得很不高兴，溜须拍马的宫人便问仁宗：“（台谏）所言必行乎？”这一问就立马刺激到了仁宗的痛点，后者满腹牢骚地说：“台谏之言，岂敢不行。”俨然就是一副行事处处受限的孩童形象，可宋仁宗一点儿都不糊涂，几天之后，阿谀奉承的宫人就被随便安了个由头赶出宫去，仁宗的解释让人肃然起敬：“此人劝我拒谏，岂宜置左右。”可谓是明察秋毫、洞若观火。
      
       宋仁宗赋予台谏官们的“风闻奏事”权利，不仅令其自身深受“困扰”，就连他的皇子皇孙们也都“苦不堪言”。学者徐富海在其所著的《变宋：王安石改革的逻辑与陷阱》中，同样写到了一段宋神宗的“憋屈往事”。神宗皇帝被台谏官们各种无根无据的“互喷”搞得焦头烂额，但又碍于制度设定无法对其问责，于是便要耗费大量精力，去安抚那些受到中伤却又爱耍性子的官员们，在御史中丞王陶对韩琦、曾公亮的弹劾案中，宋神宗疲于奔走在双方之间，“折腾了两个月”，才让他们逐渐消停下来。虽说“风闻奏事”不可避免地滋长了言官们的口舌之战、相互中伤，但倘若用辩证的观念去审视，正如元人脱脱在《宋史》里所说的“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身处封建王朝的君主专制，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权力约束和广开言路？
      
       宋徽宗在后代史书中饱受嘲讽，《元史续编》的作者胡粹中甚至挖苦“徽宗多能，独不能为君耳”。照理说，无知者无畏，作为朝堂上的“甩手掌柜”，宋徽宗理应过得万般自由，可在美国学者伊沛霞的《宋徽宗：天下一人》中，他和列祖列宗一样，也奈何不了那帮整天吵吵闹闹的言官，满肚子都是倒不尽的委屈。为了竭尽全力维护宠臣蔡京，宋徽宗不得不顶住满朝文武的压力，力挽狂澜。但即便如此，也还是无奈地三次贬谪蔡京，并且“每次替代蔡京的都是批评他的人”，可见即便昏庸如徽宗，在与宰臣共治的政治制度下，也还是处处受到掣肘，有着不少摆不平的朝堂事。
      
       乡野里的臣子
      
       北大教授罗新在其著作《漫长的余生》的扉页，手书过这样一句话：“普通人的故事，才是时代的主流。”令人颇为感怀。学者赵冬梅的《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在论述司马光的成长经历、人生阅历、政治履历之前，先不惜笔墨地介绍了他那些“以五代衰乱不仕”、一直隐于山林的近世祖先，以及北宋建国后，在司马家族内部逐渐清晰起来的宗族分工——和当时很多出身乡野的宗族一样，他们都试图举全家之力，将那些会念书能考试的孩子，送上光宗耀祖的仕途。以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为例，兄弟三人中，老大司马浩、老三司马池负责读书应举，老二司马沂则扛起耕地畜牧的重担，负责管家养家；然而生活的重担，让司马沂年仅32岁就撒手人寰，于是老大司马浩就放弃读书、接过担子，殚精竭虑培养司马池一人科举入仕、光耀门楣。司马家族的分工故事，在北宋历史上并非孤例，蔡襄、梅询等出身乡野的平民官员，也都是如此走上科举之路。根据相关史料，平民子弟在北宋官员中的占比达到45%，这又何尝不是缔造北宋清明政治的重要基石？
      
       “乡野”是不少北宋官员迈入朝堂的人生起锚地，同样也是他们政治受挫时的情绪缓冲地。苏轼40年宦途大起大伏，他曾讲过一句“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千年来一直被视为其豪迈旷达的人生写照。事实也确是如此，当后人为苏轼波澜壮阔的一生著书立传时，总是不免谈及他那些游走于乡野之间的平民之交，这其中有酒监、药师、道士、和尚、琴师、大夫、农夫等等，可谓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在学者李一冰著述的《苏东坡新传》中，多次提到苏轼的一位出生贫贱的同乡至交巢谷，在苏轼被贬黄州时，巢谷奔赴而来，一边充当苏轼孩子们的塾师，一边还亲自为苏家充当家厨；当苏轼再贬儋州、苏辙被贬龙川时，年过古稀的巢谷复又徒步寻访苏家兄弟，并最终死在了寻访途中。值得一提的，“二苏重入政坛，官高爵显，巢谷从不问讯”，如此堪称“至情至性在乡野”。
      
       《苏东坡新传》里还记录了不少苏轼贬谪时交往当地乡野的有趣故事。比如在黄州，苏轼特别垂涎刘唐年家名为“为甚酥”的自制煎饼，带着家人外出郊游，都想着写诗讨要几块：“野饮花间百物无，杖头惟挂一葫芦。已倾潘子错著水，更觅君家为甚酥。”又比如在儋州，有次行歌田间，一位老妇人对苏轼说：“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苏轼不仅毫不生气，而且往后每次见面都调侃老妪为“春梦婆”。这也正应了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序言里所作的概括：“（他）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街市中的平民
      
       在《宋仁宗：共治时代》里，作家吴钩还记录了一段源自起居注的对话。面对民间酒楼的宴乐之声，内廷宫人十分羡慕地对宋仁宗说：“官家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宋仁宗没有顺着接下话来，而是答道：“汝知否？我因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宋仁宗的明君形象跃然纸上，与北宋皇宫一墙之隔的喧嚣街市，也从另一个侧面呈现了出来。
      
       澶渊之盟的“红利”，为北宋谋得了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难得机遇，时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都生动记录了北宋市井的鼎盛繁华。以《东京梦华录》中与吃食相关的记录为例：瓠羹店（肉汤店）“上挂成边猪羊，相间三二十边”，不可谓不壮观；饼店“唯张家、郑家最盛，每家有五十余炉”，不可谓不兴盛；鱼行“每日如此生鱼有数千檐入门”，不可谓不忙碌。这些场景即便放置于今日，与那些令人趋之若鹜的“网红店”相比，都可迅速“出圈”。
      
       曾经为《东京梦华录》做过译注的文化学者侯印国，还出版过一部《宋朝人的日常生活》。全书的起始之章就名为“吃货”，记叙的也正是宋朝令人眼花缭乱的吃食，其中又以夜市小吃为甚。包括侯印国在内的不少学者都认为，是进入北宋后日趋瓦解的坊市制度，间接热闹起了夜幕下的街市。循着《东京梦华录》里描绘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的盛况，以及书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吃食，侯印国挑选其中几种作了详细介绍，比如他提到的旋炙猪皮肉、煎衬肝肠，观其食材和制作方法，几乎就是“北宋牌”的烧烤和炸物，堪称千年前的“热量炸弹”；又比如当时颇为流行的砂糖冰雪冷元子、水晶皂儿、荔枝膏等等，俨然就是如今各种茶饮、果饮的“鼻祖”，由此可见，被我们奉为“快乐水”的消暑冰饮，早在千年前就已经惠及我们的祖先了。
      
       无独有偶，写作《宋仁宗：共治时代》的吴钩，也出版过一本名为《好一个宋朝》的通识读物。在书中，吴钩不仅考证出深受老饕欢迎的火腿、刺身、汤圆、爆米花等美食和小吃，“都是发明或流行于宋朝”，而且还谈及了“吃喝”之外的“玩乐”，铺陈了北宋街市上令人目不暇接的文娱节目。特别是在元宵节当天，说唱、歌舞、魔术、杂剧、傀儡戏等表演轮番登场，镜灯、水灯、日月灯、马骑灯等多种灯品各出新奇，就连我们常规认知中“躲在深闺无人识”的女子们，也都精心打扮、穿金戴银，出入于华灯之中，享受着这一年一度的“民间狂欢节”。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张生彩鸾灯传》《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宋话本小说，都把佳人相约的故事情境，设置在了元宵之夜的街市上。
      
       北宋大儒欧阳修在《生查子·元夕》里形容元宵之夜“花市灯如昼”。繁华的街市和熙攘的人群，生动展示着北宋一朝富足昌盛、安居乐业的美好图景。落灯后、年事毕，“士人攻书，工人返肆”，元宵的街市又恢复到了往日，但作为“现代的拂晓时辰”，北宋的辉煌却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