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斌
      
       关于宋代宴饮，《酒里乾坤：宋代宴会与饮食文化》一书呈现了这样一幅具有想象力的恢宏场景：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朝廷制定了一份集英殿大宴的入宴人数表单，统计数据显示，能够参与宴会的人员达到1300余人，而且这是经过详细“裁定”的结果。1300余人并不全部都是赴宴的文武百官。其中，筹备宴会的御厨人员600人，负责装饰和布置宴会的仪鸾司150人，清洁卫生的洒扫亲从官100人，以上相关服务人员就达到了850人，正式参加宴会的文武百官仅仅占据了一部分而已。
      
       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繁盛阶段。宴会是一种群体性的饮食活动，宴会过程中所展示的食品、器物、酒饮、乐舞、游戏、礼仪、习俗等，集中呈现了社会阶段性物质发展水平与文化风貌，是观察社会发展状况的显微镜。《酒里乾坤：宋代宴会与饮食文化》从官方和民间两个视角考察宋代具有代表性的宴会活动，情景式再现了宋人的饮食生活日常。
      
       关于宋代宴饮，无论是宋徽宗赵佶亲自操刀的《文会图》，还是北宋宣和画院待诏苏汉臣的《开泰图》，抑或南宋画家马远的《华灯侍宴图》等画作，均有接近真实反映当时宴饮热闹场景的生动“写生”。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更是将北宋酒席宴饮文化延伸至市井街头，画中酒肆林立，食客熙熙攘攘。在1999年5月发现的河南林州北宋砖雕壁画墓中，墓壁上有一幅夫妇宴饮图，真实再现了宫廷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状态。如此说来，宋代宴饮文化之兴盛，早已成为社会上下的普遍共识。
      
       宋代宴饮文化的发展，首先离不开宫廷的强力推动。宋代以国家大宴为名的大型宴会活动包括“春秋大宴、圣节大宴、郊祀、藉田礼毕而举行的饮福大宴等在内的一系列大型宴会”。据《宋史·礼志》记载，“凡国有大庆皆大宴”。此外，还有许多具有皇帝私人性质的曲宴、修书宴、曝书宴、观书宴等，总之名目繁多。一般情况下，国家大宴时间相对固定，但遇特殊情况如自然灾害、战争、丧葬，“甚至是国家科举考试中的殿试等情况”，则需要罢宴。宋代对宴饮的重视还表现在，凡国家大宴朝臣无故不得请假，“每逢遇宴会，臣子称病不赴者，朝廷派遣中使，医官看验真假，一旦发现虚伪造假，严格按照朝廷规定施行惩戒”。那些有幸参与宴会的人并不意味可以开怀大饮，“如果出现了诸如醉酒失态、拉扯闲谈、大声喧哗、逾越座次等违背礼仪规范的言行举止，则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毕竟在等级森严的宫廷，庄重的礼仪秩序永远不能丢。
      
       众所周知，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留下“杯酒释兵权”的历史典故。在这场特殊的宴饮活动中，宋太祖以一种“艺术”的方式，轻松化解了他对手握重兵的开国功臣群体的焦虑，构建了全新的君臣秩序。而在本书作者看来，宋代对宴饮确立的特殊地位，“是五代以来朝堂礼崩乐坏之后，北宋政权在建立之际，为了树立起重建大一统国家礼制的坚定决心而做出的政治姿态；另外，考虑到宴饮活动本身的特殊属性，凸显宋代国家‘宴以示恩惠’的基本理念”。宴饮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增加朝廷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则是宣示皇恩浩荡，借此拉拢人心。实际上，类似大操大办的宴饮活动不仅仅局限于宫廷，在地方各级机构中亦合法存在，“国家甚至专项拨款予以支持”。
      
       宋代宫廷宴饮的秩序不仅表现在官阶大小座次之别、饮酒顺序异同，还表现在器具的差别。“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朝廷就明确规定，凡是器用，禁止表里涂抹朱漆、金漆，不允许以红色为底衬。非三品以上官员、宗室、皇帝国戚，禁止使用金银器。使用银器，则禁止涂抹成鎏金色。玳瑁酒食器具，非皇宫大内一律禁止使用。纯金器具，只有被皇帝赏赐者方可使用。”这一点，与欧洲皇室大都喜欢用银制作餐具和摆件异曲同工，越是贵重，越能折射身份的尊卑。
      
       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民间风气无疑是官方宴饮文化的延伸。在远离宫廷的普通社会，同样存在许多宴饮，有的与今天大体相同，如婚丧嫁娶，或重大节日等。最具雅致特点的可能是文人的宴饮。众所周知，宋代诗词文化是中华历史上的又一高峰，涌现出大批以诗词闻名后世的文人。宋代文人写诗作赋，有时源自宴饮场合的诗词游戏，有时则来自于宴饮与山水结合后的澎湃激情流露，如苏轼的《赤壁赋》里就有“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
      
       宋代宴饮文化还充分表现在对外来使的差别化接待。“契丹使者安置在都亭驿，西夏使者在都亭西驿，而高丽使者安排在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另有回鹘、于阗等使者则安顿在礼宾院，其余诸番使者一般安顿在瞻云馆和怀远驿”，契丹来使的“接待规格和礼仪等级居于各方来使之首位”。
      
       宴饮礼仪风气的兴盛，刺激宴饮文化的飞速发展。南宋国力虽不及北宋，但在宴饮方面一点都不含糊。“南宋时期，临安城里有专门负责提供公私各类宴会服务的商业组织——四司六局”，分工日益详细繁杂。同时，人们对食材的要求开始从味觉转向视觉，“对食材进行雕刻装饰”日成风气，有的雕刻仅仅“为席而上的看菜”，极尽奢侈。此外，宴饮文化同时大大刺激了“用于娱宾遣兴的杂剧表演”。目睹南宋朝廷歌舞升平的宋代诗人林升，曾在诗中发出灵魂叩问：“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随着近年宋史研究走热，宋代经济的繁荣程度令人惊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此时正经历中世纪最为黑暗的时期。宋朝国力的繁庶与强大不应否认，但也可能并不如想象中那般美好。文头所叙宋神宗熙宁二年举办大宴的这年，王安石走马上任参知政事，次年便推出均输法、青苗法等在内的一系列改革。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是通过改革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实际是解决日益枯竭的财政危机。作者对宋代大规模宴饮活动有个初步的统计数据：“南北两宋，一共有18位皇帝，举行祭天大礼共105次，包括南郊大礼57次，其中北宋38次；明堂大礼48次，其中北宋17次，南宋31次。”宋代宴饮文化的毫无节制，必然造成巨大的财政压力。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在众多原因中，肯定少不了一些人对宴饮陈规陋习的顽固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