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
      
       作为爱尔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灾难，19世纪中叶爆发的大饥荒向来不乏关注。与过去基于民族国家框架的讨论相比，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历史系副教授奇安·T.麦克马洪的新作《棺材船：爱尔兰大饥荒时期海上的生与死》让人眼前一亮。此书从海洋史、跨国史和医疗社会史角度考察爱尔兰大饥荒期间的海外移民，为大饥荒研究赋予广阔视野。饥荒由枯萎病引发的马铃薯歉收导致，爱尔兰人因此失去重要食物来源，而英国当局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最终酿成大祸。爱尔兰人将移民作为自救的手段，据统计，至少200万人在大饥荒期间移民，接近爱尔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而《棺材船》正是对这场大规模跨洋移民潮的复现。
      
       该书以爱尔兰人的移民轨迹与海上经历为线索分为五章，即“准备”“登船”“生活”“死亡”“抵达”。史料编排采取“自下而上”视角，旨在用爱尔兰人自己的声音讲述移民故事。麦克马洪直言，其创作受到美国历史学家马库斯·雷迪克的作品《奴隶船：一部人类历史》的直接启发。雷迪克是大西洋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他的研究受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汤普森与霍布斯鲍姆等学者影响，关注海员、海盗、奴隶等底层边缘人物。麦克马洪延续了雷迪克的一贯视角，然而，他的书写在叙事策略上有其独到之处。作为奴隶船的主体，非洲黑奴在历史上鲜有发声，从而沦为“沉默的大多数”；相反，爱尔兰移民留下了丰富的信件、日记等个人材料，为重现“棺材船”的原始面貌提供了有利条件。
      
       《棺材船》旨在挑战大饥荒期间爱尔兰移民的经典叙事。在这一叙事传统中，爱尔兰的跨洋移民饱经恐慌、疾病与死亡侵扰。作为死亡意象的“棺材船”被用于指代大饥荒期间的移民船，用肯尼迪家族传记作者戴维斯的话讲：“这确实是死在船上之人唯一拥有的棺材。”对于“棺材船”的叙事经代代传颂，已经固化成爱尔兰民族挥之不去的伤痛记忆。但是，麦克马洪对此提出质疑。他重估了移民船的死亡率，指出超过97%的爱尔兰移民抵达了目的地，死亡率远低于人们所旧知的20%。他认为“棺材船”的叙事淹没了爱尔兰移民的声音，忽视了他们的活力、创造力和能动性，力图还原亲历者的所思所为，以展现移民过程中的积极面向。麦克马洪不仅讨论了跨大西洋移民，而且将远航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等南半球区域的移民也纳入讨论，呈现了一幅整全的跨洋移民图景。
      
       需要指出的是，麦克马洪将网络作为揭示爱尔兰人成功移民的关键。在20世纪兴起的数字网络理论应用广泛，既可表现为人际关系网络，也可表现为商贸关系网络。麦克马洪认为，爱尔兰人尤其擅长利用社会网络克服重重阻碍，实现移民目标。跨洋移民价格不菲，而绝大多数移民来自底层，他们何以支付这笔费用？麦克马洪通过爬梳史料指出，移民们不仅通过变卖家当筹资，而且充分调动自身所在的地方性与跨国性网络，从而获取家乡与海外亲友的资助。各类信息也通过社会网络传递，使移民及时获取有关船票、旅程时间以及食物与衣物配备等方面的实用资讯。而抵达移民地点则意味着新的生存挑战，此时社会网络同样为移民成功定居提供缓冲。除了海外亲友的直接接济，爱尔兰地主助其佃农移居海外时，也利用跨国关系网络确保移民者的基本生计。爱尔兰的“大人物”为穷困移民提供关系网托垫，使其在新社会实现“软着陆”。麦克马洪注意到，移民在海上建立的临时关系网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棺材船”在航行中断绝了移民与外部社会的联系，却为编织新的社会网络创造了平台。移民在航程中互帮互助，同心同德，共同克服风浪、疾病、孤寂等生理和心理问题，一个基于情感的“海洋共同体”得以成型。船只抵岸后，海上建立的临时社会网络还会继续发挥作用，转化为移民个体在新社会中的人脉资源。由此，形形色色的社会网络解释了处在社会底层的爱尔兰移民何以大规模漂洋过海，摆脱疾病和死亡的困扰，实现在新社会的扎根。
      
       社会网络得以发挥作用，有赖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存在。15、16世纪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后，欧洲人在海外建立庞大的商贸网络，至19世纪已经形成全球性贸易循环体系。麦克马洪指出：“19世纪海洋资本主义的循环系统，不仅长途运输木材、生铁、精美陶器，而且也包括移民。”大饥荒时期，这张全球资本主义贸易网能够迅速转化为大规模移民的运输线，服务于爱尔兰移民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19世纪中叶正值英帝国如日中天之际，其殖民触角远及南半球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爱尔兰人作为英帝国的成员，他们随帝国扩张在全球各地的扎根已久，这为饥荒时期的移民获取关系支持并得到远方的资金创造了条件。工业化则提供了新的交通工具。例如，一些爱尔兰移民前往港口的过程中，享受了火车提供的速度与便利；而在跨越爱尔兰海的航行中，蒸汽船充当了流动的纽带。
      
       值得一提的是，《棺材船》一书也为海洋史研究作出了贡献。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海洋社会史作为海洋史的分支领域迅速发展，但是海洋移民问题未受重视，此书旨在弥补这一不足。麦克马洪还力图扭转移民史研究中的“陆地中心主义”，使移民史研究中被通常作为“真空地带”的海洋世界得到复原。他利用爱尔兰移民的第一手记述重现了海上生活中的生与死，塑造了一段有血有肉的历史。
      
       同时，《棺材船》回应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海洋社会史研究中的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中形成了两种迥异的观点：通过研究商业航运史，雷迪克发现海员不仅要同恶劣的自然环境做斗争，还要同作为资本主义化身的船长展开博弈，从而否定海员生活的浪漫主义叙事；而作为海军社会史研究权威，尼古拉斯·罗杰反对将海员生活视为炼狱的观点，他在《木质世界：乔治王时代海军之解析》中发现海军海员生活得到了良好保障，以此解释英国海军何以成为常胜之军。在这个意义上，麦克马洪选择了罗杰而非雷迪克开辟的叙事路径，成为这场经典论争的延续。除此之外，麦克马洪拆除了“棺材船”传统叙事中已经固化的大西洋框架，将大西洋以外海域中的移民经历纳入书写，突破了塞巴斯蒂安·康拉德所谓的“容器式思维”：“历史学家原本选取了新的地理单位，但最后却往往将这些新单位变成了特定单位。以海洋史为例……海洋未能用作具有启发意义的空间，反倒迅速凝成固定的区域实体。历史学家不过是用一种空间取代了另一种空间（即民族国家）。”对于特定海域框架的突破也成为《棺材船》的一大亮点，海洋史的流动性、连通性与全球性由此得到充分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