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骋华
      
       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主编、汇集20多位中青年学者参与撰稿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于日前出版，并引起广泛讨论。全书分三卷，摒弃一切“中心主义”，探讨人类与文明的起源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讲述全球史中的帝国、战争与移民、商品贸易与物质交换、宗教与信仰，疾病、气候与环境。这套书既弥补了中国历史学家在全球史著作中“缺席”的遗憾，也体现了一代中国学人的视野和抱负。
      
       作为“启蒙读物”的《全球通史》
      
       相信很多人像我一样，读的第一部全球史著作是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本书初版于1971年，1999年推出中文版，恰逢千禧年临近，给当时的中文世界带来了一种类似“敲开新世纪大门”的全新体验。我至今记得20多年前的一个下午，阅读这本书时激发出的奇思妙想。原来，汉朝与匈奴之间超过百年的征战，曾经导致草原部落大迁徙，随着一波又一波“蛮族”从蒙古高原一路向西涌入欧洲，最终压垮了罗马帝国。耳熟能详的历史，竟产生过这般神奇的“蝴蝶效应”，实在是震撼。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写法也与众不同。他摒弃了中国人习惯的、源自前苏联史学的“上古—中古—近现代”三分法，而是以1500年为界，将人类历史分为两大阶段，即1500年前各大文明圈相对孤立的世界和1500年后开启全球一体化的世界。如此大刀阔斧又清晰明确的划分，令人耳目一新。
      
       从学识、眼界到叙事方式，《全球通史》都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门，成为了很多人的“全球史启蒙读物”，难怪它风靡一时。此后，这本书多次出修订版，而图书市场上与全球史相关的书籍也越来越多。宏观层面，有海洋的全球史、贸易的全球史、疾病的全球史；物质层面，有糖的全球史、棉花的全球史、茶叶的全球史……不过，像《全球通史》这样全局性的通史著作还是偏少，而随着斯塔夫里阿诺斯于2004年去世，这本书已经不可能更新了。算起来，最新一版的《全球通史》距今也有20多年了，期间，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史研究日新月异，映照之下，这部书有些落伍了。
      
       通史偏少是有客观原因的。首先，通史写作本就体量庞大，涉及面又十分广泛，更何况还是全球史，这对作者的脑力和体力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在学科划分细密、专业壁垒森严的当下，单个历史学家想掌握如此庞杂的知识，显然是不可能的。一位历史学家如果立志写全球史，势必借助各领域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此，他理应具备黄仁宇所说的“大历史观”，能把千差万别的专业知识融会贯通，纳入整体性叙事，以免“拼盘”之感。
      
       这绝非易事，因为它不仅考验作者的知识面、知识量，更考验作者的历史观、价值观。《全球通史》就蕴含着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历史观——他之所以将1500年作为人类历史演进的重要标志，正是因为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帷幕徐徐拉开，世界各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格局逐渐形成。不同文明的交流互动，是斯诺夫里阿诺斯看重的。
      
       “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国内一般把全球史称作世界史。追根溯源，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始于晚清，由林则徐《四洲志》、徐继畲《瀛寰志略》、魏源《海国图志》发其端，至20世纪中叶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问世乃成型。20世纪90年代，吴于廑又与齐世荣主编六卷本《世界通史》，作为高校教材之用。如今，不少高校设有世界史专业，属于一级学科。
      
       传统的世界史研究偏重于政治、文化、经济等宏观层面，而且往往以国家、民族为叙述主体，成为葛兆光教授所说的“国别史的拼合”，如英国史、法国史、美国史、日本史等。国别史自有其意义，不过，民族国家毕竟是晚近的产物，用今天的滤镜映照过往的人事，难免变形失真。
      
       传统的世界史研究还有“以己度人”的毛病。举例而言，中国人信奉“大一统”，认为统一代表治世，分裂意味着乱世。放在中国的语境里固然没问题，但这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两河流域兴起过赫梯、亚述、巴比伦等古王国，它们都未曾完全征服该地区，难道能说两河流域一直处于乱世吗？其实，古代很多帝国的政治制度、文化观念与“大一统”差异甚大。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晏绍祥就指出，在波斯帝国，地方总督拥有很大自治权，这同实施郡县制、皇帝能牢牢控制地方的秦汉帝国很不一样。
      
       当然，以己度人实为通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就批评过所谓“欧洲中心论”。巴勒克拉夫指出，西方史学界总是习惯于把欧洲（主要是西欧）作为世界历史的主轴和动力，有意无意地贬低欧洲以外地区的文明成就，认为它们都是需要欧洲人拯救的“野蛮”地区。
      
       为打破欧洲中心论，巴勒克拉夫倡导“全球史观”。他主张历史学家建立“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把世界上的每个民族、每个文明放在平等位置上，进行公正的叙述。巴勒克拉夫开全球史之先河，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就是对其主张的实践。近年来引进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企鹅全球史》，亦可作如是观。
      
       放置于这条脉络中，《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
      
       一方面，这套书由葛兆光、梁文道策划，20多位中国学人共同撰稿，“全华班”阵容打造，自然能够免疫于欧洲中心论。另一方面，撰稿人也在尽量避免滑向“中国中心论”。诚如葛兆光所言，全球史瓦解“中心”，强调“联系”，不管以哪个区域为中心，都违背了这一理念。
      
       不搞“中国中心论”，但要“从中国出发”。区别在于，前者把自己当作单一主体，后者则承认存在多个主体，只是我在自己的主体位置上观照全球。这是因为人总是从特定角度看待和认识世界的，没有人（哪怕汇聚优秀学人）可以全知全觉，做到完全客观。只要尊重各自的主体性，在主体平等的基础上展开论说，就不会重蹈以己度人的窠臼。我想，葛兆光教授说全球史写作应该“超越帝国、国家和族群”，便蕴含着这个道理。
      
       于是我们看到，撰稿人通常从与中国相关的事物讲起，层层扩展，编织成繁复浩荡的多声部交响乐。在这部交响乐中，中国不一定始终是主角，但发生的一切都和我们息息相关。例如，尽管在船队规模、资源投入、航海技术等多项指标上，郑和下西洋“秒杀”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探险行动，但开启大航海时代的却是后者。中国错失了历史机遇。不过，明清时期，美洲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奠定了“白银时代”；美洲的玉米、土豆、辣椒也在中国广为栽种，养活了大量人口。可见，中国从未置身于全球化进程之外。
      
       联系与交流是全球史的主旋律
      
       无论是在书里，还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葛兆光都反复强调：“全球早就彼此联系。”这番用心，放在当前的语境中颇耐人寻味。
      
       40多年来，全球化可谓高频词，尤其是随着“中国制造”遍布世界，互联网又无远弗届地延伸，人们一度乐观地以为“地球是个村”“世界是平的”。可事情总有两面性——有全球化，就有逆全球化。近年来，欧美国家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建了许多有形和无形的墙。也有人试图将特定区域说成人类文明的唯一发源地，其他古文明则一概被贬斥为“伪史”。
      
       在我看来，《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正是形形色色逆全球化思潮最好的解毒剂。它致力于寻找和重构历史中有机的、互动的关系，培养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综观人类历史，联系和交流是一以贯之的主旋律。两河流域（又称“新月沃土”）的人们发明了小麦种植技术、青铜铸造技艺、楔形文字；古埃及人创造了太阳历、莎草纸、十进制计数法；中国古人贡献了丝绸、纸张、火药；波斯人、阿拉伯人则极大地推进了造船和航海技术。凡此种种，共同构成人类物质文明的基础。精神领域则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世界性宗教，中国虽自成一体，形成辐射亚洲东部的儒家文化圈，但也深受佛教影响。
      
       古代的全球化到什么程度呢？罗马贵族穿着中国的华美丝绸，享用东南亚的香料；汉朝的皇家园林上林苑里，种植着西域的奇珍异草。在《撒马尔罕的金桃》一书中，美国汉学家薛爱华如数家珍地介绍唐代舶来品，从飞禽走兽到动物植物，琳琅满目，活色生香，而且这些物质已然渗入日常文本。白居易诗“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其中的“瑟瑟”，原指产自阿富汗的青金石，呈天青色，用来形容碧波十分贴切。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长期交流带来的互通有无、相激相荡，而是每个地区各自为政、孤立发展，今天人类恐怕还生活在原始状态。美洲就是例子。大约一万年前，因海平面上升，淹没了连接美洲大陆和欧亚大陆的白令陆桥，美洲与世隔绝。美洲没有铁器和大型牲畜，农业、手工业落后，因而尽管美洲人创造了像玛雅、阿兹特克、印加等古文明，但生产力水平一直很低。
      
       15世纪末，欧洲航海家开辟了通往美洲的航路，将美洲纳入全球化进程。欧洲人给美洲带去马、牛、羊等家畜，以及小麦、甘蔗等农作物，美洲的玉米、烟草、咖啡等输入欧洲，进而传遍全世界。这叫“哥伦布大交换”。大交换过程中固然充斥着暴力和掠夺，对此，全球史从不避讳，但研究者同时会强调，它在客观上塑造了现代世界。这也是为什么全球史研究者普遍把1500年设为标志性节点。
      
       当然，《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不可能尽善尽美。葛兆光教授坦言，把如此庞杂的内容整合起来要克服诸多障碍，当前的架构设计和内容撰写均属“权宜之计”。此外，就我的阅读体验来说，由于撰稿人较多，虽然经过打磨，仍难免出现文风、节奏不一致的情况。不过，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始，广阔的未来正待中国学人们继续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