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四方
      
       《汉学师承记》是清代吴派经学家江藩的名作，以传记体的形式综述清代前中期的“汉学”发展历程。经学史家周予同曾在1933年出版过一部《汉学师承记选注》（下称《选注》），置诸近现代不断推陈出新的《汉学师承记》研究论著中，实有筚路蓝缕之功。
      
       与更早问世的《经学历史注释》（1928）一样，《选注》也是周予同宏大的经学史著述计划的组成部分。《选注》凡例明确说：“本书原拟依拙著《经学历史注释》计划，不加删节，使成完璧……”，表明二者是一脉相承之作。细检内容可知，前书有相当多的材料都被采择到了后书之中。此外，二书撰写时间的衔接相当紧密。周予同在1927年末致信旅居广州的顾颉刚，说道：“读江藩《汉学师承记》，言惠士奇曾配祀于广州三贤祠。该祠在何处？今尚存在否？所谓三贤系何人？可为一查否？”（《与顾颉刚书》）三贤祠无关宏旨，周氏之所以有此数问，应当就是在为注释江著做资料储备。
      
       关于《选注》撰写的具体时间，周氏好友王伯祥留下了一些重要记录。王氏当时亦供职于商务印书馆，所藏校经山房刻本《汉学师承记》书衣有题记说：“墉书涵芬楼时，同事友人周予同假去参校，辛壬难后见归，并附以识语，深致叹恨于寇祸。”周氏识语署1932年8月，其中说：“十九年（1930），为商馆编注江藩《汉学师承记》。承伯祥兄惠借校经山房单行本，以与各本校雠。”（《庋榢偶识》）《选注》序言中，位于所列各单行本之首的校经山房光绪重刻本，应当就是王氏藏本。据此推知，周氏正式的校注工作应集中开展于1930至1932年间。此时他承担的工作至少还包括主编《教育杂志》以及撰写《群经概论》《中国现代教育史》等，加之时局动荡，参考书籍欠备，撰《选注》时的繁忙与艰辛不难想见。
      
       作为《学生国学丛书》中的一种，《选注》的编选原则值得注意。按照丛书主编王云五的要求，体量较大的著作可删减篇目，但不可于一篇之中删去某段。（《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汉学师承记》原有正传40人，附传17人。周予同只选择20人，其余尽皆删去。他在吴派中选取三惠、余萧客、江声、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在皖派中选取江永、金榜、戴震、孔广森、凌廷堪，与吴皖二派都有交往的学者选卢文弨为代表，浙东学派则以邵晋涵为典型。再加上首卷的阎若璩、胡渭、张尔岐，末卷的黄宗羲、顾炎武，基本呈现了《选注》序言所概括的“黄宗羲一系演为浙东派”“顾炎武一系分为吴皖两派”的学术谱系。另外值得留意的是，长期从事教育学研究与实践的周予同，不惜有违编例，常于一篇传记中删去天文、算学、乐律等过于专门的内容，以保持正文内容对初学者的适用性。
      
       《选注》的大量校注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顾炎武传》引《论语》“博我以文，约之以礼”，周予同在查阅《亭林文集》原文后指出，“我以”二字当作“学于”。可见校勘精细，一字不苟。再如《张尔岐传》过于简略，周氏特补充《碑传集》中的四篇张氏传记以供读者参考。《戴震传》中承袭《戴东原集》的文字尤多，举凡出自《春秋改元即位考》《与王内翰凤喈书》《与是仲明论学书》者，《选注》皆原原本本标明起讫。这类颇为考验文献功底的注释，为《汉学师承记》繁难的史源学研究提示了诸多线索。
      
       最能体现周予同非凡学术眼光与识见的一个问题，当是黄宗羲、顾炎武在江藩心中的真实地位。江著将黄、顾二人置于末卷，并补记了一段“客问予答”。晚清以来，研究者多据“予答”立论，批判江氏拘泥于“汉学”门户者有之，认为江氏不满于黄、顾政治立场者有之，斥责其识见卑陋、个性褊急者亦有之。周氏的意见可谓独树一帜。《选注》序言说：“顾、黄二氏不臣清室，则以义不当列于清儒。但‘汉学’家法源于二氏，又不无木本水源的关系，所以于传后，故用主客问难的体裁以明附录的命意。这可见江氏的苦衷，而同时可见当时文网的余威。”此处着重强调“汉学”渊源与政治忌讳，颇能表出江藩隐衷。倘若留意“木本水源”四字出自“客问”而非“予答”，便知周氏已经认识到江藩的真正立场隐含在“客问”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江藩对黄、顾的真实态度是“表抑而里扬”（《经学历史注释》），可惜后来的研究者多未深究此说，以致将江藩之意完全读反了。近来陈鸿森重考此案，在博引众说、征诸历史后，认为唯有《选注》中的见解“稍觉近实”（《江藩〈汉学师承记〉纂著史实索隐》）。在20世纪的清学史研究领域，周氏这一洞察江著隐微的说法堪称弥足珍贵。
      
       通过《选注》的撰写，周予同极大地扩充了自身的清学知识范围，也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自身清学史研究的基调。自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问世后，学界多有重皖轻吴的倾向，但周氏始终认为吴皖是乾嘉“汉学”并驾齐驱的两支。他强调“吴派在搞史料上是重要的”（《中国经学史讲义》），这里的“史料”主要指历史上的各类经说，而这也正是周氏本人最关注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周予同的学术气质更接近吴派（参《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与此相应的是，在晚清今文学的研究上，梁启超更看重的是常州学派扬今抑古的复古解放思潮，而周予同最关注的则是今文学经说体系的再现。周氏笔下的“清儒复古，其解放是消极的自然结果，积极的目的在于‘求真’”（《经今古文学》），自是有为而发之论。
      
       对清学史的关注一直持续至周予同的晚年。由他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长期用作大学文科教材，下册部分（唐代以后）出自清代的篇目便占去半壁江山。他不仅在课堂上反复强调《检论·清儒》的重要性，还计划开展“清代学者对于古史研究的贡献”“清经义考”等研究课题。晚年的周予同依然十分重视《汉学师承记》，将它列于清学史的参考资料之首。他遗憾于当初未能注释全本，希望弟子可以重新修订并补齐全书，可见一直挂怀于《选注》的修订与完善。
      
       《选注》出版迄今已逾90年。作为《汉学师承记》第一部相对完整的注本，该著诚然存在一些疏漏与讹误，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文本校订、经说阐释、史源搜讨、字词解诂等方面皆具开先河之功。近藤光男《汉学师承记译注》与漆永祥《汉学师承记笺释》，对之都有大量吸收与借鉴。周予同善于将经学史研究与经典注释、历史教育相结合，而《选注》恰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正是因此，对该著进行检视与剖析，无疑有助于深入理解周予同的学术履迹与思想。（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