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欣
      
       曲艺，是凭借口头语言、以“说唱”为主的形式进行叙述的综合性民间表演艺术。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重要类别的曲艺，传达着知识、文化、社会价值及集体记忆，其在保持活形态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上海地区的曲艺，有许多至今仍在当地城乡民众日常生活中自然传承，并呈现出较强的存续力，其中宣卷、锣鼓书、浦东说书广泛流传于农村地区，而独脚戏、上海说唱则受到都市民众的喜爱。这说明它们与民俗生活相连，在传统与当代社会均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并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能力。
      
       种种迹象表明，上海地区的曲艺所代表的地方传统具有相当强的适应环境变化的潜能，其自身不断做出调适，拓展演艺空间，与主流价值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话。它们在演出市场中的运营策略，或许可以为解决其他民间表演艺术所面临的普遍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
      
       上海曲艺类非遗与民众日常生活
      
       在上海，曲艺类非遗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既被上海民众所传承，同时也表达着民众，建构着社会，钩沉着上海城市记忆。它们在当地特有的自然和人文背景下形成、发展并延续至今，其演述活动与当地生产、生活习俗以及生活样式相生相随。
      
       宣卷、锣鼓书流行于上海浦东、青浦的农村地区。几百年来，其演述活动能够传承延续主要受到农耕文明的影响，得益于地域得天独厚的自然和文化环境。长三角一带以稻作生产为主，稻作文化对该地区民众的生活方式和地方信俗的形成有重要作用。由于水稻丰歉与气候等自然因素关系极大，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时期，民众多将丰收的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对一些地方神灵的崇信，企图通过祭祀，并在仪式时宣卷或唱锣鼓书，从而向天地、神佛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家宅安康等。这种信俗在长年累月的积淀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当地代代相承的文化，规范和约束着一代代民众的言行，承载着人们的民俗心理和集体记忆。随着时代变迁，这种信俗的外在表现也许发生了变化，但其内核却始终留存，历久弥坚。
      
       水稻耕作有农忙和农闲时期，农闲时民众不必从事繁重的田间劳作，便趁机寻找娱乐活动以慰藉自己的辛劳，宣卷、锣鼓书遂成了当地社会传统的精神娱乐项目之一。长三角地区水网密布，河流湖荡使得交通阻隔，在机械动力和交通尚不发达的阶段，民众出行极为不便，与周围城镇很少有沟通，而环境的闭塞使得这些曲艺演述传统一旦形成之后便更能持久保持。虽然后来交通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人们与周围城市的交流日渐增多，各种现代、主流的娱乐方式也逐渐影响到了乡村，但扎根于当地民众心灵深处的传统却一时难以改变。
      
       宣卷、锣鼓书这类曲艺保留着原始艺术所固有的实用的、复功能的、艺术—功利的特质，在其演述过程中，认识功能、审美功能和日常生活功能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展演处于艺术与生活之间，自当地民俗社会中产生，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又影响了当地民俗，逐渐演变为当地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节日、人生礼仪、做社等各类场景中，都必不可少，已发展成为当地特有的生活相。
      
       上海曲艺类非遗与城乡文化建设
      
       曲艺类非遗不仅活跃于民众日常生活中，它们对上海城乡文化建设也有着积极意义，部分曲艺特别能够激发农村自身的文化活力，是乡村振兴中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从事宣卷、锣鼓书、浦东说书、独脚戏、上海说唱等行业的艺人，他们既是曲艺演述者，又是“文化专家”。民众深深依赖他们的视觉和口头表演所传达的历史“事实”和文化准则，不论年长还是年幼的民众都在其演述中受到教化。艺人通过演述民间故事、笑话、时事新闻等来灌输道德观念、方言俗语等，并在重复多次的演述中使这些观念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习惯。戴维斯（John Francis Davis）注意到这种社会灌输所产生的正面影响，他曾于19世纪30年代评论道：“同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下层阶级受到了更好的教育，或至少得到了更好的训练。”在上海都市和农村，即使是部分识字较少、阅读能力较低的民众，也能够通过艺人的演述获悉国内外新闻时政，熟知妙善公主积德行善的修行故事、商秀英杀狗劝夫的贤良故事、张四姐为救夫婿大闹东京的真情故事、包公秉公执法的故事、侦查英雄杨子荣英勇剿匪的故事等，并从这些故事中获得对民间性的历史、民族与国家的认知。
      
       诸如宣卷、锣鼓书、浦东说书这类根植于农村的传统曲艺，保留了当地原始的行为规范、生产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等大量的文化事象,包涵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形式和内容。其中有大量劝人为善、劝官为清的传统剧目和保家卫国的新编剧目，有助于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宣卷使人们享受着纯说唱或表演艺术无法带来的精神感悟。结婚、拜寿、乔迁新居等喜事时宣卷，使忙于工作的一家人能够有机会欢聚一堂，共同参与到为家庭祈福的活动中；在农村中，一家请宣卷，亲戚邻里都来聚餐、听卷，庙会时更为热闹。宣卷表演为当地民众聚会和情感表达提供了一个重要场合，即使是有矛盾的家庭双方也可借此机会解开心结，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众的心理诉求，有利于乡村社会的和谐安定。总之，这类曲艺承载着当地民众的传统文化，体现了当地民众的精神特质，其演述实践的意义和价值将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显得越来越重要，将成为乡村振兴不竭的源泉和永久的动力。
      
       传承中推陈出新的上海曲艺类非遗
      
       当代，许多曲艺类非遗即将面临失传，或者极少在日常生活中演唱，而在经济高速发展、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上海，传统曲艺依旧能够以活态形式持续展演。在发展过程中，传统曲艺表演活动受到的外来影响增大，演出的市场需求有减少的趋势，但他们能够巧妙地接受这些外来影响并与其融合，根据社会环境的变迁应时而变、推陈出新。
      
       上海说唱艺人龚伯康年轻时下农村、下工厂，采用上海说唱的艺术形式，即兴发挥，唱工厂先进事迹、唱时政新闻、唱百姓生活，迅速与观众打成一片；近几年，又巧妙利用独脚戏经典曲目《金陵塔》的节奏特点，进行改编和新创，在说唱该作品的过程中尝试融入一些Rap元素，以增强对青年观众的吸引力。青浦宣卷艺人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转为从事文艺宣传工作，成立宣卷文艺宣传队。青浦商榻文化站曾组织以宣卷为主的宣传队在全乡巡回演出两个多月，受到村民欢迎。新时期，宣卷表演不断创新，为迎世博、新农村建设等创编了大量卷目，这些新编宝卷很好地宣传了政府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新冠疫情阶段，艺人们创作多部短篇宝卷用于防疫宣传工作，宣扬正确的防疫措施。宣卷由于贴近村民生活，形式活泼，受到广大农村民众喜爱，起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作者为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助理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