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
      
       迟子建的《东北故事集》让我想起儿时读过的一篇童话。牧羊人把桥下捡到的一根漂亮骨头做成乐器的吹口，不想它径自唱起歌来，歌中讲述的是贪婪又凶残的哥哥窃取了弟弟的功劳并把他推下了桥。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格林童话》里的一篇。
      
       或许各地各民族的故事中都有类似的讲法，《聊斋志异》有枯骨感恩托梦送钱财篇章，《日本灵异记》有禅僧死后三年骸骨仍在念经的奇事，《小町物语》和《黑甜锁语》也收录了尸骨讲述生前往事的传说。《东北故事集》里没有骸骨，却有让人难以忘怀的牙齿和穿越时空的甲片，相比那些童话和传奇显而易见的善恶报应，骨头在此变得神秘而意蕴悠长。
      
       《喝汤的声音》中哈喇泊的故事来源于一个自称“乌苏里江摆渡人”的女子，她那绛紫色的麻布长袍和仿佛闪着磷火的眼睛似乎早早地预示了某种不寻常的存在。事情还要从哈喇泊祖上说起，沙俄军队借口义和团在东北蔓延，将孟家屯的华人驱赶至黑龙江边。在浓烟、大火、砍杀和哭喊声中，带着四个月身孕的哈喇泊的祖母只身逃向对岸。这个幸存的坚强女人在刺骨的江水和刻骨的仇恨中咬碎了自己的牙齿，而她的子孙也在重温这段往事的过程中让一口漂亮的白牙变得粉碎，无法进食，只能喝汤度日。一百多年前被呛人的浓烟和血腥味包裹着的“海兰泡惨案”在迟子建的笔下变成了像风又像流水的喝汤声，而那传递了几代人的难以丈量和描摹的惨痛经历与刻骨仇恨在小说中具象为一口破碎的牙。迟子建并没在有限的篇幅与讲述空间里试图详细地呈现那场持续了三天的杀戮，相反，她以烟袋锅、擀面杖、笤帚、筷子、针线、马鞭等一连串再普通不过的名词像楔入记忆中的钉子般记述了人们被赶出家园的瞬间，而之后漂浮于江面的鞋子、袜子、帽子、衣裳、包袱皮和算盘则承载起数以千计的亡灵。
      
       对历史事件的巧妙压缩和对幸存者生存状态的想象，让小说由事件本身导向了一段历史如何被记忆和讲述，比如哈喇泊的父亲火磨对生儿育女的恐惧；哈喇泊对国境线上航标工的崇拜和对讲述那段惨痛往事的痴迷；以及他渴望家族延续而不得的失落与尴尬……于是，一段遥远、模糊却又让人难以释怀的历史便在迟子建的叙述中变得具体、形象而又富有戏剧性。
      
       更重要的是，哈喇泊三代人的经历是以口述故事的形式存在于小说中的。也许我们没必要纠结“摆渡人”到底是谁或她是否存在，以及她如何知晓“我”与亡妻的情感暗语，甚至也不用惊讶江鲜小馆坐着轮椅的老板恰好是哈喇泊前妻张雪的儿子，因为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并活动于小说中，他们都将把那段久远的历史带入到我们所在的当下。与其说作者让“我”在江鲜小馆的酩酊大醉中偶然获得了一个故事，不如说那个扑朔迷离的夜晚正是一段历史如何以故事的形式被后人记忆并讲述的过程。这种意外的收获就像哈喇泊最终也没能等到或可继续咬碎牙齿的骨肉传承，但随之而来充满绝望的任意漂泊却让他的故事有了别样的活力：“他打鱼打到哪儿，就喝汤喝到哪里，他的故事也就流传到哪里。”
      
       《白釉黑花罐与碑桥》里，被囚禁于五国城的宋徽宗将一把牙齿交给窑工，研磨之后混入釉中烧出一只白釉黑花罐。或许这便是流落异地的徽宗最后的寄托，“这只罐子不能落入金人手里，他的骨头难以归乡的话，有朝一日这只罐子回到汴京，也算归乡了”。当然，这是“我”雨夜行船翻入冰冷刺骨的巴兰河后得到的故事。“我”退休之后在黑龙江各地寻古探幽，免费给人鉴宝，一方面是对收藏的热爱，另一方面又有对家庭纷乱生活的厌倦。在挂掉妻子的电话之后，“我”已没了寻找杀猪菜馆的心情，随便填饱肚囊，迫切地想要“出去撒撒野”。这才有了巴兰河景区里的山庄和河上那条无人看守的木船。
      
       或许与《喝汤的声音》以“摆渡人”讲述的故事撑起小说的主体不同，《白釉黑花罐与碑桥》有着非常强的现实存在感和生活逻辑，这也就让“我”走向巴兰河翻船之后的那个世界有了十足的动力。主人公落入巴兰河固然是小说展开白釉黑花罐和碑桥故事的重要契机，但相比“摆渡人”不愿被打断讲述所带来的倾听者的沉默，“我”与白釉黑花罐和刻着“佶”字的青石碑之间的距离似乎变得更近。“我”更加有力地介入到窑工和摆渡女的讲述之中，这不仅仅是主人公以之掌握的史料与他们讲述的故事之间的对话，还有穿梭于两个世界的长脖老等(民间对苍鹭的俗称)与“我”之间那重充满命运意味的关联。
      
       迟子建在此展现了对小说从故事主干到细枝末节的强大掌控力，那些将要被讲述的历史碎片不是穿插于故事之间，而是与一个有着当下生活世俗困扰的“我”的情感、行动经纬交错细致紧密地编织在一起。整部小说不像套娃那样在有限的空间里展示着巧妙的故事容量，而像精工细作的锦缎在丝线的往复间融会出令人惊叹的画面。尽管迟子建把“我”落水之前的片断与“我”在医院中醒来之后的故事叫做“楔子”和“还是楔子”，但它们本身对“上半夜”和“下半夜”的参与程度却不仅仅限于某种故事情节上的导引。就像因为母亲常将“我”比作婚姻中的长脖老等而逃避似地掠过了那只受伤的苍鹭，却未曾预料这只不断跌落的大鸟于冥冥之中引导着司机夫妇发现了躺在河边的“我”，而这恰恰应和着摆渡女那句“不救生灵的人，要是生灵救了他，岂不白活一世”。
      
       因此，在故事的引导与传递之外，小说还包含着更为深沉的生命与灵魂感悟，它所要处理的也不仅仅是历史如何在时间中延续的问题，更有对人与自然万物、与整个外部世界如何相处的思索和追问。或者这根本就是一回事，正如小说结尾那只白釉黑花罐在长脖老等(民间对)的目光中惊奇现身，所谓时空的间隔与善恶报应也许只在于人的内心。
      
       “他晕厥在马车上的最后一刻，看见的是马鬃毛扬起后如灰云一样飘拂，听到的是车轮下甲骨赴汤蹈火般的呐喊声。”这一瞬间大概就是《碾压甲骨的车轮》故事生长的元点，它让小说向着两个方向分头开去，一面是近百年前的旅顺，由盐庄马夫李满的离奇经历引出了包含着繁杂历史细节的罗振玉和他失散的甲骨，一面是“我”执意奔赴的旅顺，“我”在这里结婚、生子、经历人生的起伏与亲人的离散。
      
       但不论哪个方向，故事似乎都是走向了谜团，驾车碾过甲骨的李满连遭厄运，似又殃及后人，但命运这种事向来无道理可讲；为了解开心结的李贵离家出走，却又将妻子拉入了另一重迷雾。为了故事情节的层层推进，小说固然蒙上了一层悬疑的色彩，但无论是数十年前多重关节的诡秘联结，还是隐于贪腐案件背后的神秘人，乃至贺磊被砸成植物人以及他保险柜里李贵的手机，种种讲述、暗示与推演其实都与所谓的真相没有太大关联。那些遥远的因果报应、恩怨情仇与眼下的离散、驻守、纠缠和寻找在小说的讲述中兜兜转转最后汇聚于同一个追问：“谁是谁的罪人，谁又是谁的恩人呢？”
      
       或许这个无解之题就像小说结尾“我”在罗振玉旧居的电线杆底部发现的两片银杏叶，“像一只张开翅膀的金蝴蝶，谜一样地闯入这个阴冷迷蒙的冬夜”。在很多时候，追问的过程就是我们接近历史、辨识现实的方式，《碾压甲骨的车轮》自是无意给出某个清晰的答案，但它经由破碎的甲骨在充满玄机的历史与同时具备确定和疑惑的现实之间勾连起一种追问和认知的可能。
      
       在近些年地域书写的热潮中，迟子建的《东北故事集》无疑为天寒地冻飞雪漫卷的东北提供了另外一种文学的面相。她在坚硬如冰的生活里发现了遥远、阔大、带着温度的历史与故人，在漫天飞雪的严冬里看见了“山岭间深沉的水流，青草上晶莹的露珠，划过长空的飞鸟，不惧燃烧的太阳，有盈有亏的月亮，踏着泥泞的野鹿，迎风斗雪的苍松，耕田的牛，负重的马，洄游的鱼”。也许迟子建永远不会为了某个答案或某种意志写下咄咄逼人的故事，哪怕她手里握着冰冷的牙齿或破碎的甲骨，它们将在掌心缓缓升温，直到传出悠远的歌声。
      
       （作者为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吉林省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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