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晓群
      
       1994年，我在辽宁工作。宋远及脉望与我商量《书趣文丛》初拟书目。宋远对我说：“你希望哪些作者收入其中呢？我们来安排组稿。”此前我虽然组织过《国学丛书》等图书的出版工作，但主要负责出版社的理工科书稿，且资历尚浅，对人文领域的作者知之甚少。当时我提到几个人，如施蛰存、金克木等，后面还有一些名字。宋远说：“没问题，只是有几位老先生很少写此类文章，估计不会接受邀请。”几经交流，最终列出第一辑书单：施蛰存《沙上的脚迹》、金克木《蜗角古今谈》、谷林《书边杂写》、唐振常《饔飧集》、辛丰年《如是我闻》、董乐山《边缘人语》、金耀基《剑桥与海德堡——欧游语丝》、朱维铮《音调未定的传统》、施康强《都市的茶客》、扬之水《脂麻通鉴》。没想到这套书上市后大受欢迎，初版一万套，不久又加印一万套，并且几年中出版了六辑60本。
      
       这里说的“没想到”，是一句真实的话语。单说上面十位作家，当时我真正认识的只有扬之水，略知一二的有金克木，是从科学史中知道的；施蛰存，是从鲁迅文章中知道的。我这样的知识基础，何谈组稿呢？好在有几位优秀的策划人引领，我边做边学，不断了解人文领域的书人书事，逐渐结识了更多的作者。具体怎么做呢？一是沈昌文先生引见，拜访、请客，二是听吴彬、宋远、陆灏介绍，讲故事、往来书信，三是边做边读这些作者的书稿，记下他们的故事。
      
       比如辛丰年先生，最初介绍中，我只知道他是一位老军人、老干部、老乐迷，在三联书店有著作《乐迷闲话》出版，在《读书》杂志上设有专栏“门外谈乐”，其余就知道不多了。经宋远、陆灏引荐，我陆续为辛丰年先生出版了三本书，除了上面提到的《如是我闻》，还有《新世纪万有文库》中辛丰年先生编译的《自画像与自白——莫扎特书信选》，署名严格；再有《茗边老话》中一册小书《中乐寻踪》。此后忙忙碌碌，一直没有机会拜见辛丰年先生，但读他的书稿，留下一些难忘的记忆。
      
       《莫扎特书信选》，辛丰年先生在书中做了大量的“译读札记”，讲述了许多新鲜的故事。他说，作为一切音乐家“心中的太阳”，莫扎特并不那么神圣不可思议！比如莫扎特“过耳不忘”的说法并不真确，他在记录秘不外传的《求主怜悯歌》时，就不像传说中那样，听一遍即完整地默写下来。他是在听过一遍之后，回到家中默写下来。再去聆听第二遍，修改上次默写中的错误。为此辛丰年先生在译文下面，作了一个长长的考证，提出“还可能不止聆听两遍”的推断，论说有理有据，文字生动有趣。
      
       《中乐寻踪》，短短三万字，讲述了一些极好的观点。比如小书的最后，辛丰年先生给出一个推荐书目，列有六部书，第一部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最被看重。因为朱先生说：“三千年的中国文学史，是一部音乐文学史。”对于这个论断，辛丰年先生大为赞赏，他说这样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倾听乐中之诗与诗中之乐，是“认识与体验、享受中乐的一大法门。”再如辛丰年先生在“诗乐疏离，文人非乐化”一节中，将作家划分为爱音乐与不爱音乐两类，爱乐的有赵元任、徐志摩、陈寅恪、朱自清、田汉、陶晶孙；不爱的有梁启超、胡适、鲁迅、周作人、张爱玲、老舍、茅盾；态度复杂的有闻一多。为此辛丰年先生叹息：文人好乐，正例不多，反例却不少。丢弃诗乐合一的传统，大概是新诗难以兴盛的一大原因吧。
      
       上面的记忆零零散散，难见辛丰年先生全貌。近日读到严晓星编《辛丰年先生》，收录回忆文章，许多疑问得到第一手解释。比如先生原名严顺晞，参加革命后改名严格，笔名有石作蜀、扶风、辛丰年等。“辛丰年”来源于英文Symphony（交响乐）音译，但1986年《乐迷闲话》交稿，先生署名“辛丰泥”，编辑董秀玉处理书稿时，建议改为辛丰年。再如上世纪40年代初，辛丰年先生已是诗人，他在《江北日报》上发表的诗作《关于云》，1985年还被收入《中国四十年代诗选》中。1945年投身革命，辛丰年先生说，除了其他因素的影响，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呈现的罪孽。所以他在87岁高龄时，还会将《罪与罚》英文版重读一遍。又如辛丰年先生晚年患阿尔兹海默症，离世前一段时间，身边的亲人已不相识，但听到音乐响起，他还能准确说出曲目的名字与作者。去世前一天晚上，听舒伯特《军队进行曲》，听《蔷薇处处开》，他打着拍子随声哼唱，还说出后者的作者是陈歌辛。
      
       最让我感动的，还是严晓星引严锋的那段话，我也转引过来，作为对辛丰年先生的致敬与纪念：“我冷眼看来，热眼望去，看来望去，左看右看，竟发现，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就做人而言，就对知识和真理的纯真热爱和无止境的追求而言，就对待名利的冷漠态度而言，还是没有多少人能与我的辛丰年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