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洋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可以说，礼仪贯穿国家、社会、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是古人在社交场合的润滑剂，更是维系社会伦理纲常的规矩和方圆。笔者近日读到同济大学哲学系曾亦教授的新著《古人的日常礼仪》，深感此书值得细细品读。某种意义上说，读懂了礼仪之中所承载的文化密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人和中国社会。
      
       古代所谓礼仪，其实是一个外延宏阔、内涵丰富的概念。上到国家政治，下至个人修养，涉及敬鬼事神、区别长幼尊卑的各种规定和仪节形式。诸如政治体制、朝廷法典、天地鬼神祭祀、水旱灾害祈禳、军队征战、房舍陵墓营造，乃至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言谈举止，无不与礼仪有关。作者曾亦教授以研究先秦儒学、宋明理学、清代经学等领域为主攻方向，尤其擅长《春秋》学与《礼》学。在书中，他把古代日常基本礼仪分成六个门类，分别是相见礼、成年礼、士婚礼、饮酒礼、士丧礼、家祭礼，涵盖古人日常生活所遵行的各种礼仪，小到见面打招呼，大到红白喜事，一应俱全。每一种礼仪都详细介绍其来龙去脉，并用简洁的图示分解礼数中的关键环节和动作程式。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历史的脉络和哲学的经纬，将古代礼仪放置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图谱中详加考察，常有启人深思之论。
      
       众所周知，孔子素以好礼、知礼著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行”。是孔门教育理念中的纲领性原则。在孔子重礼的榜样作用带领下，儒家弟子整理成书的礼学专著并称“三礼”：《仪礼》《礼记》《周礼》，成为汉代以后两千多年历史长河中，历朝历代制定礼仪制度的标杆性文献，有“礼经”之美誉。从礼的内容来看，可以分为“吉、嘉、宾、军、凶”五个类别，大类之下又层层细分，不同场合、不同时间都有具体而微的礼仪。有人认为这些不过是繁文缛节，可为什么这些传统礼仪能流传千年绵延不绝？曾亦在书中探讨了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
      
       从礼的起源来看，儒家学说认为，圣人本乎人情而制礼，而人情在此前的各种习俗中早已得到体现，圣人正是在这基础上进行改造，形成了后世的礼制。据《礼记·礼运》中记载，礼与私有观念的出现有关。正因为人类社会开始形成私有观念，以及派生出来的种种奸诈之谋和争夺工具，于是需要借助礼来协调人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礼又不同于习俗，习俗是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的；而礼则具有权威性，是古代治理国家的圣人所颁制推行的。正如《礼运》中云：“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由此可见，礼源自人类最原始的习俗，它又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产物，被历代圣人重新改造并赋予其权威性。但权威并不意味着画地为牢、一成不变。相反，儒家允许人们在实际生活中进行创制，只要能符合礼的内在精神，也即“礼意”就行。
      
       那么，礼的内在精神有哪些呢？曾亦在书中归纳总结出三条基本的精神架构：一是敬与仁。古人把“敬”看作一切道德的集中体现，而“仁”无疑是儒家学说中的核心要义。制设礼仪自然要体现这两种价值准则。二是斟酌人情以制礼。从春秋到战国，从周天子一统天下到群雄争霸各领风骚，新的礼仪随着社会变迁不断推陈出新，但万变不离其宗，出发点是基于人情的考量。在孔门弟子关于“斟酌人情以制礼”的争论中，以子游、子思为代表的一派观点居于主流。他们认为，人类与生俱来会有喜怒哀乐各种情感，且时常会有起伏波动，圣人制礼就应注重对情感的引导和节制。这样制成的礼仪，出于人情的自然表达，同时又包含对情感的约束和调节，尤其是对人内心深处消极情绪及负面情感的淡化和抑制，符合传统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需要，因此更能够传承久远而不衰减。
      
       还有一条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遵循中道”。孔子主张过犹不及，礼的创制也要考虑到大多数人的接受度，兼顾不同等级的人的品性，尽可能让所有人都能遵守。比如，当亲人去世以后，子女内心哀痛而食不甘味、身不安美，这是正常的情绪反应。但如果七日七夜不吃不喝，就不免悲伤过度，恐怕还会损害生者的身体健康，造成痛上加痛。因此，民间会有“节哀顺变”一说，安抚逝者亲属的情绪。这说明儒家定制礼仪并非刻板教条脱离实际，而是着眼于让每个人都能去遵守和实践礼治，不仅使达官贵人俯身而能迁就之，而且下层民众也能踮脚而够得着。
      
       中国民间流传一种说法是“礼多人不怪”。人们常将其片面地理解为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在待人处世中，与其不懂礼节唐突冒犯，不如加重对礼节的讲究，以体现其诚意，甚至庸俗地解读成要学会送礼，用价值昂贵的礼物礼品来体现自己对双方交往关系的看重。殊不知，这其实违背了古人制礼的初衷和规则，有时反而会起到事与愿违的作用。
      
       曾亦在书中就着重阐述了古人送礼的原则：“称情而立文”。古人将礼物称为“挚”，认为有“执以至者”的意思，即亲自带着礼物登门拜访，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真情厚意。不过，所送的礼物及其数量、礼制，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得随意逾越，这样既能表达人情，也不至于经济负担过重，或者让受礼者感觉承受不起。“称情而立文”是荀子的主张，即称量情感的轻重不同而相应地制订不同的礼仪，体现在送礼问题上，要求情感、礼物、礼仪三者的相称。礼物作为人情的表示，应该恰到好处地表达送礼者与受礼者之间的真实关系和情感状态，达到一种“无过不及，恰到好处”的境界，否则就会流于虚伪。简而言之，送礼者与受礼者的关系越是亲近，情感越是强烈，礼物越是隆重。倘若双方的情感还没有达到一定的亲密程度，却以价值昂贵的礼物馈赠，则不免有“以利相交”之嫌，甚至把原本纯洁的关系搞得庸俗不堪或者矫揉造作。
      
       这本书中还多处运用横向比较的研究方法，将传统礼仪背后的人文根脉放置在不同的文明维度上做对比考量，从而实现对中华文明独有特征的价值确认。比如，中国古人基于“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一直重视对祖先的祭祀，也就是家祭，在“五礼”中属于吉礼的范畴。而在对待鬼神与祖先崇拜的态度上，不同的文明有着霄壤之别。许多文明都将逝去的亲人视作鬼魂，希望他们不要来打扰生人的世界，万圣节、萨温节以及非洲一些民俗皆由此而来。唯独中华文明尤其重视祖先崇拜，将已故的先人奉为神灵，并加以祭祀和崇拜。而且，我国的祖先崇拜可以无限上溯，至几十代甚至百代，对炎帝、黄帝等上古帝王的祭拜，已成为整个民族的一个重要礼仪。古人有“国之大事，在祀在戎”的说法，即对于国家来说，祭祀的重要性不亚于战争。祭祀礼如此被看重，因为其拥有强大的社会功能。通过对先祖的祭拜，可以对家族成员聚合、收拢、确认，并形成一种尊卑有等、长幼有序的格局，客观上也增进了族人之间在情感上的联系和沟通。
      
       掩卷沉思，轻声感叹。这本《古人的日常礼仪》不仅是一幅描摹形形色色古代礼仪的全景图，更像是一座关于礼仪文化的博物馆，讲述着岁月长河中礼仪的起源、改造、调整、变迁、流布，当我们沉浸其中，体验到的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滋润和熏陶。